这是一本“令鲁研界汗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著。作者韩石山有“文坛刀客”之称，近年来韩石山潜心于现代文学研究，本书是他研究成果的心血之作。
主要讲述了中国三十年代文化界的争论，揭示以鲁迅与胡适为代表的，两大文学阵营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再现了三十年代文化界的繁盛与热闹场面，从“撤稿事件”、青年必读书的争斗、女师大学潮中的斗争、闲话事件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对两大学术阵营所代表的思想性进行了分析研究。重现了当年活跃在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群文化精英之间矛盾与斗争。
著名文学评论家韩石山新作面世．
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韩石山的新作《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10月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正式出版。这是一本作者称之为“令鲁研界汗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著。
本书作者韩石山以小说成名，后又写散文、文学评论，有“文坛刀客”之称。近年来韩石山潜心于现代文学研究，本书是他研究成果的心血之作。虽然在书中作者观点尖锐，可是行文却文字却平和、从容不迫。作者力图用史实说话，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是简单的归类，而是从史实的翔实考证中得出他的观点。这种资料的引用并非截首锯尾，一叶障目式的自言自语，总能找到事实的帮衬。
本书主要讲述了中国三十年代文化界的争论，揭示以鲁迅与胡适为代表的，两大文学阵营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再现了三十年代文化界的繁盛与热闹场面，从“撤稿事件”、青年必读书的争斗、女师大学潮中的斗争、闲话事件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对两大学术阵营所代表的思想性进行了分析研究。重现了当年活跃在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群文化精英之间矛盾与斗争。书中并客观分析了鲁迅如何从一个作家、学者如何发展为党的文化领袖这一历程。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次直面鲁迅前期历史的专著。
序：还历史一个公道
研究鲁迅，对我来说是一次学术训练。
我不否认我有事先的看法。相反，我还很尊重我事先的看法。因为它是从平日的阅读和思考中得来的。
但我也绝不固执事先的看法。从这点上说，我更尊重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科学的方法。你认定你所使用的方法是科学的，即便得出的结果与原先的看法不一致，也得放弃成见而承认这最后的结果。这个科学的方法，就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八分材料不说十分话。一切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夸大也不遮掩，尽量还原历史，呈现历史的本来面貌。
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人，鲁迅的一生是曲折的，也是复杂的，有过坚守也有过转变。他有他的光荣，也有他的悲哀。
有两点是要先作说明的，一是我的研究，不涉及鲁迅的私德，也就是不涉及他个人的品德，只看他在那个大的历史时期站在什么立场，起过什么作用。二是我把这一研究，限定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此后鲁迅已兼具革命战士的身份，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
还有一个考虑，也不能不说。过去因为尊崇鲁迅，以为鲁迅从来是正确的，把跟他有过争论或对立的人，全贬为落后或反动，这样做太对不起历史了，也太对不起那些曾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过贡献的个人了。
还鲁迅一个公道，也是还历史一个公道，还历史上许多人物一个公道。
作者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潺湲室
要不要把胡适赶出北大课堂(1)
一九一七年秋季的一天，北京大学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里，后来成了著名历史学家的顾颉刚，与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正在商谈，是不是要将一个叫胡适的新教授从北大哲学系的课堂上赶走。
两人虽住在同一宿舍，却不是一个系的，顾是哲学系，傅是中文系。这一年顾二十四岁，傅二十一岁，同是二年级学生。他们不知道他们后来的事业，更不会知道他们商谈的事情，将决定北京大学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顾颉刚说，他们系这一学期来了一位新教授，叫胡适，是美国留学生，原先的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这位新教授却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同学们都说这是割断中国哲学史，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北京大学讲哲学史呢。同学们想将这位教授赶走，他自己倒是觉得胡先生讲课还有新意，但也拿不定主意，希望对方去听听课，做个评价，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位新教授赶走。
同是二年级学生，仅是学科不同，且顾还要长傅三岁，为什么顾要如此郑重地向傅请教以做定夺呢？
这就要说到傅的本事了。
傅斯年天分极高，十一岁时读完十三经，许多篇章都能背诵。在北大预科三年，已显出不凡的才学。和他同年级，后来成了著名文史学家的毛子水曾说过：在北大读预科时，傅曾对他说过：“张皋文在清代学者中，文章和学问都是第一等的，而都不是第一。”毛对傅所说的第一的含义虽不甚明确，但颇惊骇他诵读的广博，见解的卓异。其时北大预科尚是桐城派经学大师的天下，如此深厚的旧学功底，自然受到老学究们的青睐，新学生们的钦羡。此后不久，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所器重者仍是旧学，只是治学方法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入本科后傅斯年又交了好运，很快便成为刘师培、黄侃、刘汉章这些太炎弟子的得意门生，尤其黄侃，更是视其为高足。傅斯年在学生中的声望，较预科时更其彰显。
再则，傅斯年在学生时期，就表现了极强的组织能力，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且不说在后几年的五四运动中，此人是集会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就在跟顾颉刚谈话前不久，便做了件漂亮的赶教授的壮举。据北大同学罗家伦回忆是这样的：
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门生，学问不能说没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龙》非其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要举出这些错误，学生们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位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审核。傅用了一夜的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校长。蔡先生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觉的，为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分担的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过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了。（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傅斯年也很自负，听了顾颉刚的话，同意去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课堂赶走。认真地旁听了几次课之后，傅斯年对那些要赶走胡适的同学们说：
“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当然了，胡适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不能说全是此事起了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回国的留学生来说，若是一出马便失了前蹄，从马上栽了下来，对日后事业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莫大的障碍。可贵处还在于，傅斯年从未以此自傲，多少年都没向胡适说过。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怀念文章中提及此事，不无动情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听过胡适的课之后，傅斯年对胡适的治学方法很是景仰，从此之后，便疏远了黄侃等太炎门生，投奔到胡适麾下。不时趋访，请教学问，纵论时局。正是在胡适的家里，结识了同在北大读书而不在一个系里的罗家伦。在上引的文章中罗说：
我和孟真是一九一七年在北京大学认识的……我们开始有较深的了解，却在胡适先生家里。那时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这时期还是适之先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后，而尚未正式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学革命主张作号召以前。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适之先生常是很谦虚地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适之先生于北大校庆之夕，在南京国际联欢社聚餐时演讲，就公开有此谦词。）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顾颉刚等二三人说的。当时的真正国学大师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要不要把胡适赶出北大课堂(2)
顾颉刚劝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否将胡适赶走，在其起始，确实算不得大事，但谁又能料到，后来会有这一连串的结果呢。小事中每每隐匿着大的历史事变的开端，可惜这样的见微知著，常是许多历史学家事后的聪明。
胡适晚年也谈到了北大的新旧两派。在与胡颂平谈到清华出身的张荫麟时，胡颂平问：“倘使他不入清华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边作研究工作，那他一定会有特殊的成就。”胡适说：“不，北大里边也有守旧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会跟我学。他是广东人，或是出于守旧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师友，造就当然不同了。你不要以为北大全是新的，那时还有温州学派，你知道吗？陈介石、林损都是。他们舅甥两人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的。后来还有马叙伦。马叙伦大概是陈介石的学生。”胡颂平又问：“傅斯年当初不是很守旧吗？”胡适笑着说：“是的，孟真是很守旧的。那时穿上大袍褂，拿着大葵扇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63页）
还有一件小事，也颇能说明当年北大新旧两派之间的对峙与猜忌。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傅斯年和罗家伦响应新文化运动，办起《新潮》杂志，陈独秀对他们仍是心存疑虑。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
《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所也单认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十二月，就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知堂回想录》第376页）
傅斯年的转变，其意义在于，肇始了太炎门生在北京大学地位的衰落，开启了北大学术史上的一个新纪元，那就是留学英美的一批自由主义学者，终将成为北京大学真正的主宰。而这批自由主义学者，和太炎门生的抗争，也必然会越来越激烈，其中有学术理念的不同，也有政治见解的歧义，有私人间的意气用事，也有莫名其妙的人事纠纷。就大势而言，却是先进文化思想与传统文化思想的抗争。起初是学术的抵牾，后来便演变成思想认识的冲突，最终便是社会立场的异途。
当然，两派明火执仗的对立与打斗，是在多年之后。历史老人正在精心地安排着一次大的事业，暂时需要他们同心合力来做，之后才会让他们分其道而扬其镳。
这件大事，便是两派的鼎力合作，共同创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繁荣景象。
北京大学学术流派的变迁(1)
利用这个间隙，让我这从未窥过北大门墙的村儒，来谈谈北京大学文科学术流派的变迁。
北京大学文科学术的变迁，从建校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致经过三个时期，一是桐城派古文学家称霸的时期，一是太炎弟子称雄的时期，一是英美留学生风光的时期。太炎弟子称雄的时期，也可以称为留日学生称雄的时期。之所以不给出精确的时间界限，是因为这三个时期只是相对而言，它的特征是明显的，它的过渡又是从容的。大体说来，从北大创办直到民国初年，是桐城派古文学家称霸的时期。民国建立，蔡元培执掌教育部之后，便开始了太炎弟子称雄的时期，这一时期直到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后，仍在继续着，但同时也开始了英美留学生风光的时期。
也不是不可以给个确切的分期。北大创立之初，桐城派古文学家称霸就不用说了。到了一九一四年六月，浙江籍的夏锡祺被委任为文科学长，此时桐城派便失去了左右文科发展的力量。此后近十年的时间，北大文科一直是太炎门生的天下。随着归国的英美留学生的增多，蔡元培也看出了太炎门生的不可依仗，遂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任命胡适为北大教务长，可说是正式开启了英美留学生风光的时期。这种风光，不光是在文科，而是在整个北大。
于此可知，太炎门生在北大的力量之大，称雄时期之长。直到一九二四年女师大风潮之后，太炎门生的势力才衰微下去，逐渐为欧美留学生所取代，成为北大学术力量的中坚。从此之后，北京大学才走上了现代大学的途程。以中国这样一个老大帝国，以北京大学这样一个传统根基深厚的旧式大学堂，能历经多次巨大的时局动荡，用短短二十几年时间走上现代大学的途程，也可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了。
《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上，刊有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学的《职员名录》，我们且将文科学长以下，文预科教授以上的教员名单开列如下。兼职教授不计，后面的留学国别是我加的。
文科学长 陈独秀 四十 安徽怀宁 留日
文本科教授 贺之才 三十三 湖北蒲圻 留比
文本科教授 顾兆熊 三十 京兆 留德
文本科教授 黄 节 四十一 广东顺德 未留学
文本科教授 徐宝璜 二十五 江西九江 留美
文本科教授 张相文 五十三 江苏泗阳 不详
文本科教授 叶 瀚 五十七 浙江杭县 未留学
文本科兼预科教授 朱家骅 二十六 浙江吴兴 留德
文本科兼预科教授 关应麟 四十三 广东南海 不详
文本科教授兼哲学门研究所主任又兼国文英文二门研究所教员 胡 适 二十八 安徽绩溪 留美
文本科教授兼哲学国文二门研究所教员 陈汉章 五十四 浙江象山 未留学
文本科教授兼哲学门研究所教员 陶履恭 三十一 直隶天津 留英
文本科教授兼哲学门研究所教员 陈大齐 三十四 浙江海盐 留日
文本科教授兼哲学门研究所教员 康宝忠 三十三 陕西固城 不详
文本科教授兼哲学国文二门研究所教员 马叙伦 三十四 浙江杭县 留日
文本科教授兼哲学门研究所教员 章士钊 三十七 湖南长沙 留日
文本科教授兼哲学门研究所教员 朱希祖 四十 浙江海盐 留日
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 黄 侃 三十三 湖北春 留日
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 钱玄同 三十二 浙江吴兴 留日
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 周作人 三十五 浙江绍兴 留日
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 吴 梅 三十九 江苏吴县 未留学
文本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 刘师培 三十四 江苏仪征 留日
文本科教授兼英文门研究所教员 卫而逊 二十八 留美
文本科教授兼英文门研究所教员 辜汤生 六十二 福建同安 留英
文预科教授 马裕藻 四十一 浙江鄞县 留日
文预科教授 杨敏曾 六十一 浙江慈溪 不详
文预科教授 朱宗莱 三十八 浙江 留日
文预科教授 沈兼士 三十二 浙江吴兴 留日
文预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主任 沈尹默 三十六 浙江吴兴 留日
以上文本科和文预科教授共二十九人，除卫而逊和辜汤生为英文门教授外，共二十七人。其中留学日本的十三人，太炎弟子十人，留学欧美的六人。再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留学欧美的年龄大都在三十岁以下，年龄最大的陶履恭不过三十一岁，年龄最小的徐宝璜才二十五岁。还有一个不用统计也能看出来的特征是，年龄越大的有留学经历的越少，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桐城派的遗存了。比如杨敏曾，六十一岁，虽未查出他的履历，怕只能作如是观。朱宗莱即前面罗家伦提到的朱蓬仙。
这样，北京大学文科学术变迁的历史，也就大致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像傅斯年这样的优秀学生，舍弃黄侃这样的太炎弟子，投奔胡适的麾下，也就不难理解了。
要特别强调的是，留日学生，尤其是太炎弟子对北大学术发展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他们取代桐城派老学究，可说是北京大学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也正是他们这些人的努力，奠定了北大的学术地位，为北大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尤其是国学门研究所，其组建之正规，成绩之扎实，多少年之后，仍引起后辈学人的关注。台湾学者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就是一本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从上面的列表可以看出，国学门研究所的主任是沈尹默，教员即研究员有胡适、陈汉章、马叙伦、黄侃、钱玄同、周作人、吴梅、刘师培。除了胡适、吴梅等人之外，几乎全是清一色的太炎弟子。
北京大学学术流派的变迁(2)
对北大学术历史的源流，对太炎弟子的历史功绩，陈以爱有精到的论述：
20年代主导北大文科的太炎门生，多是浙江人。他们具有相当浓厚的旧学根底；又因留学日本，对西学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这批学者于辛亥革命前返国，靠了同门的关系互相援引，在浙江各府中学任教。1913年后，主持北大校政的留日学者为了打击桐城派的旧势力，将这批太炎门生相继延揽到北大，使他们顿时成为北大文科的主流派，考证之学也因而成为文科的主要学风。当1916年底，章太炎的旧交、同样的浙江籍的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太炎门生的地位益形巩固。陈独秀、胡适在北大鼓吹新文学时，也因为得到不少太炎门生的响应支持，在《新青年》踊跃投稿，才使文学革命的声势大张，新文化运动得以席卷全国。曹聚仁谓太炎弟子是新文学运动期间“北京大学学术思想的中心，也正是领导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是有根据的说法。（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324页）
胡适不光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也是国学研究的倡导者，此中原委，陈以爱是这样说的：
1917年被聘为北大教授的留美学生胡适，在初进文科时，对这批太炎门生也表示相当的尊重。胡适治中国哲学史，对章太炎的相关著作十分熟悉，这使他与其他同事相处时，具有学术交流的共同语言。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国学”的研究价值与发展前景这些核心而关键的问题，引起学者的热烈讨论。面对西学的强烈冲击与挑战，胡适提出今日当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以期在乾嘉考证学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胡适的这种融和中西的主张，获得大部分同事响应，“整理国故”立时成为传诵一时的学术新口号。（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324页）
胡适对太炎门生的尊敬是一回事，太炎门生对胡适的态度又是一回事。可以说，从进入北大的第一天起，太炎门生对胡适其人就是有成见的。原因很简单，胡适是陈独秀向蔡元培力荐之下才来到北大的。在太炎门生们看来，陈独秀连当北大教授的资格都没有，竟当了文科的学长（文学院院长）。一九一九年四月，陈独秀辞职，表面看是因为私行不检，以致受到舆论与同事的攻击，不得不离开北大。实际上，驱陈最力的，乃是太炎门生的中坚人物沈尹默。沈看到安徽籍的陈独秀与同是安徽籍的胡适结为一体，预知必然对浙江籍的太炎门生们不利，必欲驱之而后快。正好陈独秀私行不检点，授人以柄，其去职也就成为必然。胡适学历高，人缘好，要下手就不那么容易了。但胡适也分明感觉到了来自太炎门生的压力，他所以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正是为了在陈独秀去职之后，能在北大站住脚跟。若不是他表现得这么优秀，真说不定下一个被驱逐的便是安徽籍的胡适了。看看胡适最初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处境，也就可能想见，日后如果得志，胡适会对太炎门生持何种态度了。陈以爱说：
事实上，在整个20年代，这些留日的太炎门生不仅主导了国学门的发展方向，而且透过控制北大评议会，他们也具有左右北大校政的力量。相较之下，胡适虽曾出任《国学季刊》的主任编辑，但随着新文化运动以后胡氏在知识界声望的日涨，他和沈兼士等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在双方关系迅速恶化的情况下，胡适在国学门逐渐被视为圈外人，对国学门的事务实际上是无法置喙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82页）
有人或许会说，这些太炎门生也太霸道了，品质上也太差了。不能这么说。时代的更递，旧与新的不睦，本是历史的必然，不是谁的品质好，谁的品质不好所能改变得了的。
这样，就把新文化运动初期，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早期留学东洋归来的太炎门生合作的一面，不睦的一面，最终导致破裂的原因也说清楚了。综合两个方面，也就可以大致弄明白，为什么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五四”之后没有几年，就起了纷争，最终分道扬镳。
近世以来，留学热潮和中国政局的变革，思想文化的嬗递，其中的关系是微妙的，也是豁朗的。
几乎可以说，每一次大的留学浪潮，过后都会在中国本土引发一次或几次大的社会变革。现代的社会理念，是中国本土产生不出来的。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要么去做官从政，要么去研究学问，被逼得没办法了要反抗朝廷，也不过是参与民间的起义，目的在另立朝廷，而不会想到以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去取代旧的社会制度。只有学习了西方的社会理论，才会有推翻封建制，建立共和制的理想，才会有废除专制独裁，实现民主政治的举措。大体可以这样说，清朝末年的那次大的留日浪潮，引发了辛亥革命，继而引发了民国初年的宪政运动。以《新青年》肇其端，以五四运动为高潮的新文化运动，则可以说是以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为主发动起来的。新文化运动的三位主将级的人物，蔡元培是留德的，陈独秀是留日的，胡适是留美的，这三个人不同的出处，绝不能说是巧合而不是必然。顺便提一下，从出生年份上说，蔡元培一八六八年，陈独秀一八七九年，胡适一八九一年，彼此相差十一二岁。从功名上说（假设学位也可算作功名），蔡是前清的进士，陈是前清的秀才，胡是留美的博士。这些也都是大可玩味的。后来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的参与。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这批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上层的改组，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北京大学学术流派的变迁(3)
凡事都不是绝对的。就是五四运动之后，也还有留日的潮流，只是与留学英美的潮流比较起来，已大为逊色了。
留学英美的浪潮，若不说更早的国派留学，可说是以一九○九年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为其起始的。一九一一年清华学校设立后，随着一批批清华学生的放洋，社会上也就掀起了一个新的留学浪潮。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中说：“清华学校成立于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而美国退还庚款则始于一九○九年，故在清华未成立及未有毕业生以前，于是一九○九年八月，一九一○年七月，一九一一年七月，举行三次甄别试验，所考之科目皆准当时中学毕业入大学所需之程度，此三年所考取之人数，计第一年四十七人，第二年七十人，第三年六十三人，以后继续派送该校学生，至一九二四年已达六百八十九人。”胡适就是一九一○年考上第二批庚款留学生名额而去了美国的。徐志摩是一九一八年自费去美国的。梁实秋是一九二三年清华毕业赴美留学的，与梁实秋同船赴美的有谢冰心、吴文藻、许地山、顾毓等数十人。正是这一批又一批英美留学生的归来，将已然掀起的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高潮，一个新的境界。
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文科，必然预示着桐城派的没落。
英美留学生的归来，也就必然预示着留日学生和太炎弟子的失落。
历史就是这样更替的，谁也阻挡不了。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朱红大门里，走出了一个矮个儿、蓄着浓浓的如隶书一字黑胡须的中年人，他就是后来在大陆编写的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地位最高，声名最大，非议也最多的周树人先生，笔名鲁迅者是也。
鲁迅的幸与不幸(1)
从教育部出来，鲁迅回到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独自一人住着三间房子，他叫它补树书屋。是寂寞也是心性，他用抄录古碑帖来打发时光。天黑了，蚊子多了，踱出居室，摇着蒲扇坐在院里的槐树下，仰头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虫每每冰凉的落在他的额头上。
这是一九一七年夏季的一天，鲁迅已是三十六岁的中年人了。此时的心境，且看他的自述：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件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奏了效，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呐喊·自序》
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一天下午，他的留日时期的好朋友，同为太炎门生的钱玄同来访，谈到夜半时分始离去。两人有这样一番对话：
“你抄这些有什么用？”钱玄同翻着鲁迅古碑的抄本。
“没有什么用。”鲁迅说。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这番对话，后来鲁迅把它写在小说集《呐喊》的自序里。接着说，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在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仅没有人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
几番交谈之后，鲁迅终于答应做文章，这便是转年四月间写的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出了本名为《呐喊》的小说集。
这是鲁迅的幸。若没有《新青年》的创办，没有较早参与《新青年》编务的钱玄同的督促，这位十多年前就雄心勃勃翻译出版《域外短篇小说集》的老文学青年，会在抄古碑的日子里销蚀下去。
正是这些短篇小说，奠定了鲁迅最初的声名。
鲁迅是教育部的佥事，这是个不小的官儿，若他一直以票友的身份参与新文化运动，保持一种局外人的心态，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麻烦了。
鲁迅的不幸在于，后来以兼职的身份进了北京大学教书，这就把他拖进是非的漩涡里了。
是二弟周作人，把鲁迅引进北大的。
一九一七年春天，鲁迅托蔡元培的面子，把二弟从南方叫到北京，进了北大。初来时，因是四月间，只有美学课需人，此外便是预科的国文，这些课周作人说他都不能胜任。当时国史馆刚由北大接收，改为国史编纂处，蔡元培让他去做编译员，到了八月，中文系有了空缺，改任文科教授。
转眼到了一九二○年八月，中文系安排下学期的课程，系主任马幼渔想让周作人开一门叫中国小说史的课，每周两小时，周作人答应了。回家和鲁迅说起，觉得哥哥去教更为合适，鲁迅说去试试也好。鲁迅的本事，马幼渔是知道的，自然不会见怪周作人的举贤不避亲。八月六日晚间，马幼渔便将北京大学的聘书送到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交到鲁迅手上。因为鲁迅是教育部的现任官员，属兼职，按北大的规定只能聘为讲师。当年的讲师和教授，没有学术资格上的差别，只是专职与兼职的区分。
如果说一九一七年的北京大学，蔡元培刚主政不久，正在援引人才，各种改革措施纷纷出台，英美派和太炎门生的矛盾还不怎么彰显的话，经过五四运动，随着更多的英美留学生进入北大，这种矛盾，和由矛盾而引起的斗争，就一天甚似一天了。因为北大老人中，还有一部分是留学法国的，而这些留学法国的，和留学日本的，有着同一渊源（好些是先去日本后去法国），因此有些书上，将英美派与太炎门生的矛盾，扩大一点称作与法日派的矛盾。通俗一点，也可说是新派与旧派。
鲁迅一进入北大，以他的留学出身，师承，还有籍贯，很快便和太炎门生们打成一片。他本人就是太炎门生。对新派人物取怎样一种态度，也就不难想见了。其时北大旧派的势力还是相当大的，只能说新派对旧派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威胁，却不能说新派主动对旧派施以攻击。至于旧派对新派的攻击，周作人晚年谈到蔡元培时是这样说的：
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校里边先有人表示不满，新的一边还没有表示排斥旧的意思，旧的方面却首先表示出来了。最初是造谣言，因为北大最初开讲元曲，便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便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其次是旧教员在教室中谩骂，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直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知堂回想录》第523页）
新派对旧派心理上的威胁，最典型的例子该是刘半农的留法读博士了。周作人也有记述：
现在要讲刘半农，这也与胡适之有关，因为他之成为法国博士，乃是胡适之所促成的。我们普通称胡适之为胡博士，也叫刘半农为刘博士，但是很有区别，刘的博士是被动的，多半含有同情和怜悯的性质。胡的博士却是能动的，纯粹是出于嘲讽的了。刘半农当初在上海卖文为活，写“礼拜六派”的文章。但是响应了《新青年》的号召，成为文学革命的战士，确有不可及的地方……可是英美派的绅士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遂想往外国留学，民九乃以公费赴法国。留法六年，始获得博士学位，而这学位乃是国家授与的，与别国的由私立大学所授的不同，他屡自称国家博士，虽然有点可笑，但这是可以原谅的。（《知堂回想录》第358页）
?
鲁迅的幸与不幸(2)
?
这两则资料很有意味。周作人的书，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对胡适的态度不能不受时局的影响，他本人是太炎门生，笔下不会不有所倚侧。称刘半农为博士是同情和怜悯，称胡适是嘲讽，这心态先就不对。除去这两点，应当说所记基本是实情。至于说英美派绅士即胡适等人，看不起刘半农且明嘲暗讽，怕言重了。心里看不起，脸上或许会不屑，言语上怎样伤害，想来不会吧。他们的存在，他们与日俱隆的声誉，对刘半农这样没有留学经历，且与太炎门生们过从甚密的教授，无形间就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再就是，刘半农不前不后，恰于“民九”即一九二○年赴法留学，也是很值得玩味的。五四运动的热闹劲儿过去了，要在北大这样的学术重镇生存，凭靠的不是一时的痛快，而是学术上的建树，这样的情势之下，刘半农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资历了。就是英美派绅士不明嘲暗讽，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本事吗？只能说刘半农是个有上进之心的人，是个能与时俱进的人。这一点，他比那些太炎门生们，要高明多了。这与他当时年龄不太大也有关系，刘半农当年不过二十九岁，与胡适同年出生。
黄侃的心态就是鲁迅的心态，刘半农的处境就是鲁迅的处境，还没有进入北大，鲁迅的心态和处境，已大致确定了。这是我们事后的分析，当时鲁迅怕是懵然不知的。
经过四个月的准备，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鲁迅高高兴兴地踏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堂，讲起他精心准备的中国小说史了。
这就是鲁迅的不幸。没有赶上昔日的辉煌，却恰好承担了今天的艰窘。好在他是有大本事的，自负与才学让他一时还感受不到历史的冷落。已然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更让他兴奋不已，一展雄才，此其时矣。只有当豪华落尽之际，才会感到岁月的无情，人生流转的无奈。
以上只是就北大的情形而言，若是放眼那个大的时代，对鲁迅的处境，就可以看得更清了。
?
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
?
这就要说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了。
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说什么都含含糊糊，似是而非。比如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些概念，就没有明确的定义，至少它们的异同，各自的起止时间，就没有准确的界定。还有的，一说就是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就更含糊了。我的看法是，五四运动包含着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又超出了五四运动的时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应当是一个概念，只是说新文化运动时省略了“五四”两个字。
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海外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大都有所涉及。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研究所的周策纵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一九六○年出版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被誉为“一本材料翔实、内容丰富的卓越著作，任何一位研究现代中国的读者不可缺少的指导性参考书”。
他认为一九一七年陈独秀办《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他把五四运动的终止，定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北京成立反帝大同盟。新文化运动终止的时间，应当比这要晚些。
香港学者陈万雄写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也是以陈独秀办《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他认为，五四运动广义上包括了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陈万雄的书，不是一本成体系的著作，是本论文集，没有确定新文化运动的终止时间。
美国学者J.B.格里德的《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对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给了明确的界定。他说：“我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前后大约是十二年，即从处于政治分裂和军阀主义边缘的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七年，这一年中国至少名义上重新统一在自称为早期革命继承者的国民政府之下。”（第235页）
止的原因他说了，始的原因，他说是因为这一年年底，袁世凯“发动一场运动复辟帝制，就任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共和被强奸，但使袁的帝制阴谋最终受挫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敌对军阀和野心勃勃的继任者的嫉妒。在袁世凯去世的一九一六年一年中，军阀割据，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就连他的政府曾经行使的脆弱管理，也随着国家的分裂而不复存在”。（第236页）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有正义感的各界人士，便起来寻求救国之道，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高潮。
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间，是一九一五年还是一九一七年，差别不大，承认五四运动是它的高潮就行了。关键是，这位美国学者给了个终止的时间，那就是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我以为，还是将一九一七年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间较为恰当。这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九一七年创办《新青年》杂志到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成立这十年的时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五四”之后，经过两三年的一个平稳的过渡时期，大体上说，到了一九二四年，就进入它的后期了。
从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起，到一九二四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前期，鲁迅可说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此后，因为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个一个接连闹翻，对新文化运动也就取一种疏离、厌恶乃至敌视的态度了。
?
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1)
?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Iliad,xviii,I.125.
这是胡适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写在日记上的一段话。注明是《伊利亚特》第十八章第125行。他不是直接从该书中摘录的。日记中说，英国十九世纪的宗教改良运动未起时，其未来的领袖纽曼（Newman）、傅鲁得（Froude）、客白儿（Keble）诸人久以改良宗教相期许。三人将其所作的宗教诗歌合为一集，纽曼取荷马诗中这句话题其上。其意若曰：“如今我们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日记中又说，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
多年后，胡适又一次重译这句话时，作了稍许的改动。那是他为清华二十周年校庆的题辞：“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并加了注说：“当英国‘牛津运动’初起时纽曼取荷马此句题他和几个同志的诗集，我现在也用这句话来祝清华二十周年纪念。”
还是后来的翻译，更符合原意。
一九一七年六月中旬，胡适离开绮色佳（哥伦比亚大学所在地）起程回国。回国前三个月写在日记中的这个名句，可说是胡适彼时对所有留学生的期许，也可说是对自己的勖勉。
在未回国前，因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随后又发表多篇诗文，胡适已是国内文化界瞩目的新锐人物了。正因为有此声誉，前一年年底刚就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便延揽这位刚刚毕业的留美博士，为他正在锐意改革的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一个未曾谋面的留学生，仅凭看过几篇文章，便聘之为教授，这在北大乃破格之举。未回国之前，胡适已然知晓北京正在开展的新文化运动的局面。他这样说，该是多大的气魄。
是这样说了，后来也就这样做了。
胡适回国后十多年的作为，这里就不说了。要说的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应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美国学者J.B.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
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是一部研究胡适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力作。书名中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指的就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书中对胡适在这一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公允翔实的论述。在该书第三章《文学革命》中，说到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作用，还有他的巨大而广泛的影响：
20世纪最初10年的后期，这场生机勃勃的反传统运动之物质的与精神的中心就是国立北京大学。1917年秋，胡适入北大文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1916年年底以后，蔡元培（1868—1940）任北大校长，他为把北大提高到其学术上和思想上的杰出地位做了重大贡献。他的愿望是把北大建成一所真正自由的学校，一所能容忍所有观点的学校。由于他本人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激进派，一位转向革命的古典学者，所以毫不足怪，北大在他的主持下很快就成了怀疑派和反抗者的聚集之地。1917年陈独秀（1879—1942），这位受过日本和法国教育的《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被任命为文科学长。李大钊（1889—1927）与陈独秀一起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早期中国皈依者。1918年初，他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来入法学院。教授语言学的钱玄同（1887—1939）是一位古汉语语言学家，章炳麟的门徒，他自称自己是“钱疑古”。他也是最早涌现出来的和最热情的新文学支持者之一。在北大的教员中还有受过英国训练的社会学家陶履恭（字孟和，1887—1960）以及在日本接受过教育的政治家高一涵（1885—？）。在北京的还有，既在北大教书又是与北大集团来往密切的作家周作人和比他更有名气的兄长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是位相当有才华的散文作家。在1917到1920年之间芸集北京的正是这批非凡的青年人。26岁的胡适是其中最年轻的人物。但是，他那无可怀疑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归国学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标志着他是这个虽然规模较小但却条理分明，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他知道，无论他说什么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至少在那些日子里——也会得到人们恭敬的聆听。（《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85—86页）
这个稍嫌冗长的叙述，画出了一幅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将帅图。蔡元培是当之无愧的主帅。对陈独秀的作用，虽着笔不多，将他列为蔡元培之下第一人，却是恰当的。《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北大文科学长，这两个身份点到了，也就足以说明他的作用。李大钊、钱玄同、陶孟和、高一涵、周作人、鲁迅，一个个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而胡适，却是这个“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动者，或者说是主要责任人，陈独秀和胡适之间，曾有过一次没有交锋的论争。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文化界发生过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将参战的文章辑为一书，名为《科学与人生观》，成书前请陈独秀和胡适分别写了序。陈序写于同年十一月十三日，胡序写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这时两人都在上海，胡看了陈的序后，有不同意的地方，写了篇《答陈独秀先生》让陈看了，陈写了篇《答适之》，这两篇小文章，作为“附注”附在两篇序文的后面。相互辩驳的文章，一个最大的遗憾是，若不能无休止地辩驳下去，截止的一方，多少总会占点便宜。这次的情况恰是这样。为书写序，书出来了，就等于辩驳停止了。陈独秀的《答适之》写在胡适的《答陈独秀先生》之后，就占了这样一个便宜。文中他说：
?
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2)
?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要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
这样的话，胡适看了肯定不受用的，可是书出来了，辩论停止了，也就没办法了。这不受用存在心里，总有一天要了结的。胡适这个人，只要他认为有道理的，迟早总要说出来。他要说的道理，总有地方可以说。
不到一年，机会来了。一九二四年八月间，为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写导言时，便把他的这股不平之气放了出来。文中引用了陈独秀上面那段话之后，接着说：独秀这番话是站在他的经济史观的立场上说的。历史事实的解释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个“最后之因”可以解释得了的。比如一千一百年前的临济和尚和德山和尚的门徒们，在他们的禅林里听讲，忽然不用古文，而用一种生辣痛快的白话文来记录他们老师的说话，就开创了白话散文的“语录体”。这件史实和“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有什么相干！还有明清以来一些文学流派的发达，也和产业的发达与否，人口的集中与否，没有什么因果的关系。于此可知，文学史上的变迁，“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语），其中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而不能用一个“最后之因”去解释的。
在分析了白话文运动起来的各种原因之后，胡适一点也不抹煞个人在这一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他借用陆九渊的一句话，说是：“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静、陆子敬，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意思是，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大点儿说就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有他胡适的参与和没有他胡适的参与，是不一样的。这也正是一九一七年他离开美国前，在日记中引用前人的话所表达的心志：我们这次回来了，事情就不一样了。
说过上面的话，接下来说：
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逼上梁山》一篇是要用我保存的一些史料来记载一个思想产生的历史。这个思想不是“产业发达，人口集中”产生出来的，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从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先生的一张传单，到凯约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从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哲学，到一个朋友的一首打油诗；从但丁（Dante）到却叟（Chaucer）马丁路得（Martin-Luther）诸人的建立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国语文学，到我儿童时代偷读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种种因子都是独一的，个别的；他们合拢来，逼出我的“文学革命”的主张来。我想，如果独秀肯写他的自传，他的思想转变的因素必定有同样的复杂，也必定不是经济史观包括得了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7页）
上面提到的几组事件，每一个相对应的事件中，都有一件或两件与胡适自己有关。毋需一一诠释了。单说“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先生的一张传单”和“凯约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吧。
胡适在《逼上梁山》一文中，对此有详尽的叙述。文章一开头就说，提起当时讨论“文学革命”的起因，不能不想到那时清华学生监督处的一个怪人。那个人叫钟文鳌，是一个基督教徒，受了传教士和青年会的很大影响，在华盛顿的清华学生监督处做书记，职务是每月寄发各地学生应得的月费。钟想利用他发支票的机会来做一点社会改革的宣传，便印了一些宣传品，和每月的支票夹在一个信封寄给留学生们。他的小传单有种种花样，大致是这样的口气：
“不满二十五岁不得娶妻。”
“废除汉字，取用字母。”
“多种树，种树有益。”
支票是留学生们每月渴望的；可是钟文鳌先生的小传单未必都受他们的欢迎。留学生们往往拆开信，把支票抽出来，就把这个好人的传单抛在字纸篓里去。
“可是钟先生的热心真可厌！他不管你看不看，每月总照样夹带一两张小传单给你。”胡适平时是厌恶这种青年会宣传方法的，总觉得他这样滥用职权是不应该的。有一天，又接到他的一张传单，说中国应该改用字母拼音；说欲求教育普及，非有字母不可。胡适一时动了气，就写了一封短信去骂他，信上的大意是说：“你们这种不通汉字的人，不配谈改良中国文字的问题。你要谈这个问题，必须先费几年工夫，把汉文弄通了，那时你才有资格谈汉字是不是应该废除。”
这封信寄出去之后，胡适就有点后悔了。等了几天，钟文鳌先生没有回信来，他更觉得不应该这样“盛气凌人”。心想，这个问题不是一骂就可以完事的。自己既然说钟先生不够资格讨论这件事，够资格的人就应该用点心思才力去研究这个问题。不然，就应该受钟先生的训斥。
那一年恰好美国东部的中国学生会新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胡适是文学股的委员，负有准备年会时分股讨论的责任。他就同赵元任商量，把“中国文字的问题”作为本年文学股的论题，由他们两个人分做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赵元任专论“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的题目是“如何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
?
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3)
?
当时胡适并没有明确的改良中国文字的主张，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应当讨论。由此切入，到了一九一五年夏天，他就开始和梅光迪等人讨论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问题了。到一九一六年六月，他的白话文的理念已基本确立。而一件小事的发生，又将他逼到决心试做白话诗的路上去。
这年七月八日，任叔永、陈衡哲、杨杏佛等人在美国凯约嘉湖上摇船游玩，近岸时小船翻了，又遇着大雨，虽说没伤着人，大家的衣服全湿了。任叔永做了一首名为《泛湖即事》的四言长诗，寄给在纽约的胡适看。经过一番书信往还，胡适故意要气气这位好朋友，便写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诗回答他。此为胡适做白话诗之始。
赵家璧找人分头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各集时，找的都是在这方面最为权威的人士。新文学的“建设理论”，当然非胡适莫属了。胡适也不客气，全集收文五十篇，他自己的就有十九篇，连上那篇序言，就是二十篇了，占了少一半。而那篇叙述他在美国怎样思考改革中国文学语言的《逼上梁山》，列为全书的首篇，且单独作为一辑，名为《历史的引子》。于此也就可知胡适对自己在新文学理论建设上的自负了。
他的这种自负，历来研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也都是承认的。美国学者J.B.格里德在《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分析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说：
胡适这篇标题谦谨的文章有所保留地陈述了这场准备就绪的运动的意义。一定程度的缺乏自信，以及与此相关的顽强的自我保护，是胡适个性中的固有特征。对他奉行的价值观的坚定信心，对历史变革进步目标不动摇的乐观信念，使胡适不仅成为知识分子坚定信念的表达者，而且也成为一个个性令人愉快，值得信赖的人。在许多方面，他是成功的新派知识分子的典范，一个成功战胜早年逆境的青年，一个未受中国社会及政治崩溃精神打击的幸存者，新文化时代出现的名星之一，善于表达，富于创造，是新文化理想最有说服力的倡导者。（《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第261页）
同是这位J.B.格里德先生，在他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则干脆说：“胡适一直为他作为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所起的作用感到骄傲，而且比起他其他的种种努力来，这点也是尤应值得人们纪念的。”（第84页）
就是陈独秀，后来也改变了看法。一九四○年，蔡元培去世后，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说过：“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现在可以说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其主将是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这三个人。若有个区分的话，应当说，蔡元培是一位统帅，陈独秀和胡适两位是这位统帅帐下的两员主将。
说统帅未免虚幻。若论战功，这三个人都是主将。同是主将，他们各自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蔡元培是社会环境的创造者，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任北京大学校长，没有他的到来，没有他对北大的改革，就不可能聚集起那么一大批优秀人才，也就不可能在两年后引发五四运动。陈独秀和胡适都是他引进北大的，是他给了他们一个环境，才有他们后来的发展。陈独秀是舆论阵地的创建者，没有他办《新青年》，且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那么大的声势，就不可能起到开启民智、号召民众的作用。正是有了《新青年》，才有了胡适的参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胡适提倡白话文而肇其端的。胡适是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这个方面军的当之无愧的主将。没有他率先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新文化运动总要迟上好多年，也不会有那么明确的指向性。
可以这样说，蔡元培是一位韬略深远，而又知人善用的主将，陈独秀是一位攻城略地，摧枯拉朽的主将，而胡适则是一位勇于除旧布新，注重建设的主将。正是他们三人的积极配合，互相欣赏，各自发挥各自的最大的能力，这才造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初期那种生机蓬勃的浩大局面。
?
真正的自由是什么(1)
?
胡适在写信。给陈独秀写信。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间，为的是晨报馆被烧的事。
一九二五年十月，徐志摩接手《晨报副刊》。先是《社会周刊》发表了陈启修的《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吗》，接着《晨报副刊》发表了张奚若的《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正式引发了“苏俄仇友”的大辩论。其中张奚若的观点最为激烈。在下一篇文章《苏俄何以是我们的敌人》中，张氏坦言：“我在这篇文章中不但要说苏俄是我们的敌人，并且还要说他是比帝国主义者更厉害的敌人。”
其时国民党正在采取“联俄”的方针，对《晨报》是什么态度也就不言自明了。这年十一月底，在国民党人组织领导之下，北京发生了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示威活动达到高潮，约五万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大游行。部分游行群众，激于义愤，捣毁并焚烧了宣武门大街的晨报馆。
事后的一天，陈独秀和胡适在一起谈起来，胡适说了自己的意见，陈独秀反问：
“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几天后，胡适给陈独秀写了封长信。先说：五六天以来，你的这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接下来写道：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已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5页）
为了能打动陈独秀的心，胡适还举了当年的一个例子：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最后说：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7页）
陈独秀和胡适的不同，有各自性格的不同，有社会处境的不同，更大的怕还是教育背景的不同。不同的教育背景，就会有不同的思想训练，也就会有不同的人生理念，不同的社会理念。这之中，最重要的，该是不同的思想训练。这一点，在他们最初的交往中，就显示出来了。
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刊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时，胡适尚在美国。四月九日收到杂志后，胡适给陈独秀写了封信，其中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有自己的主见，同时又容许他人提出不同意见，共同讨论，明辨是非，绝不以己意强加于人。二十七岁的胡适，已然有了这样豁达坦诚的态度。只能说，这是受美国民主教育与思想训练的结果。
且看陈独秀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接信后陈即复信，信中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坚定是够坚定的了，也正说明了思想训练之不足。陈独秀后来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能说与他的这种固执己见、不容他人质疑的性格没有一点关系吗？
?
真正的自由是什么(2)
?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胡适给陈独秀的信，在胡适的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份重要文件。他的许多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容忍等人生理念与社会理念，在这封信中已彰显出来。这些理念，可说是一生恪守，未曾更易。有的还有发展，比如关于自由，晚年更进一步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对胡适的民主自由的思想，不可作简单的理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周质平先生，写过一篇论文《胡适对民主的阐释》，对胡适的民主思想有较为系统的概括与评价。兹撮录如下：
胡适晚年，对民主一词下过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民主的真意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千言万语，归根只是一句话，就是承认人人各有价值，人人都望可以自由发展”。他又将这种生活方式归结为“一种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个人主义，很多人都理解为利己主义，不是的，这是一种积极的个人主义。用胡适的话说，就是：“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若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这是胡适一九一八年写的《易卜生主义》中的一句话。
胡适所说的个人主义的精义，可以概括为“独立自主，参与奋斗”八个字。民主的生活方式，就个人来说，是独立的，是有充分个人自由的；但就整体来说，是参与的，是有一个共同理想的。独立而不参与固然无法达成这个理想，参与而不独立，也会失掉个人的价值。在民主的生活方式中，中国人所最需要的是参与而不党同，独立而不避世的精神。
胡适还说过，民主只是一个过程。换句话说，民主永远不会有实现的一天。无论现在的社会是如何的民主，我们总可以盼望一个更民主的将来。我们必须不断地在独立和参与之间努力奋斗，才能一天一天地让我们的生活方式接近民主的理想。
胡适谈民主时，常与自由并举。在他看来，民主与自由是一物之两面，不容分割。将民主落实到一个制度上时，胡适说这个制度“只是要保障个人的自由，使他不受政治暴力的摧残，不受群众压力的压迫”。他又说：“民主的生活方式，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好像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他的最精彩的一点是多数不抹杀少数，不敢不尊重少数，更不敢压迫少数，毁灭少数。”（《胡适手稿》）
“少数服从多数”是“参与”，而“多数不抹杀少数”是承认“少数”的独立。这样相互尊重的关系是建立在对不同意见的容忍上。
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思想界起过巨大作用的知识分子当中，始终主张民主自由的人并不多，胡适是这少数人中的重要一员。
在《胡适对民主的阐释》一文的开篇，周质平先生有一段话，可说是对胡适一生思想主线的概括：
胡适从他留学时代开始，直到1962年去世，半个世纪当中，民主自由始终是他思想中的重要成分，也是他坚持努力的一个方向。终其一生，他确信民主自由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他从不曾因为世界政局的改变，而动摇过这个信念。（《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第229页）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主线且恪守不渝，胡适一生的为人行事，常常受到时人与当局的非议与非难。北洋政府时期，他主张过好人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他发表《人权与约法》，挑起人权论战，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的立国之本。“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战激情高涨，他参与“低调俱乐部”，主张暂时的妥协退让，增加国力以争取最后的胜利。这些，在常人看来，都是不合时宜的，胡适却坦然地去做了，无怨无悔，也无忧无虑。
胡适的这种超越时代局限，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独立行事的精神，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有突出的表现。对此，J.B.格里德是很欣赏的：
文学革命从其发端就是更广阔范围的思想改革运动的工具，也是一股用它的诺言波及甚广以至很快就以“新文化运动”闻名的变革潮流的工具。对于胡适来说，这些年中，他对白话始终保持着最大的热情，但是他所关切的事情远非是使书面语言恢复活力……在他论述文学革命的观点中，已经清楚地表现出了他探讨这些引起广泛问题的某些特点。当别人是武断的时候，胡适总是保持着暂时性、尝试性的观点。当别人号召的革命是对过去的否定时，胡适总是尽力把它视作通向未来的一个过渡阶段。当别人把革命说成是一次突发的毁灭性的剧变时，胡适总是在更缓慢、更少破坏性的进化过程的前后联系上来思考它，而且，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信心：只要引导得当，这种“有意识的进化”将会实现它希望的目标。
这些使胡适的思想具有了其本身特色的永久性的理性和气质特征，一方面不是总与他的朋友们的观点相一致的，另一方面与他的时代特征也不是常常和谐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97—98页）
?
给社会一点清凉作用(1)
?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上午，胡适和高梦旦一起去沧州旅馆看望赵元任夫妇，出来已十二点多了，高梦旦邀胡适去消夏别墅吃饭谈天。不知怎样话题一转，谈起了胡适的婚事，高说，据他所知，许多旧人都恭维胡适不背弃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所以敬重胡适，这也是一个条件。胡适自然知道，这是因为他的夫人江冬秀没有文化，又是小脚，他留美前与之订婚，回来后仍按约结婚不曾嫌弃。此时距胡适结婚不过四年，留美博士娶小脚太太还是人们常常提起的话题。听了高梦旦的话，胡适反问：
“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
“这是一件大牺牲。”高说。
胡适听了说：“我平生做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
高问何以最讨便宜，胡适说道：
“当初我并不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赞许，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占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
事见胡适当天的日记。
“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是胡适无意中说的一句话，不管这话在这儿有没有勉强的成分，就胡适一生来说，尤其是就他初回国的那些年的为人行事来说，这句话可说是他的一个人生准则。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是很不容易的。
行吾心之所安，最重要的是践行自己的人生理念与社会理念。
好多人都认为胡适是个说得多，做得少的人，不能这么看，文人对社会尽其责，说也是一种做。至于这个说起了多大作用，不可一概而论，有时说就说了，并没起什么作用，有时说了还真的起作用。以起不起作用做评判的标准，那是势利者的护符，非是尽责者的担当。敢说和不敢说，是不一样的。还有的人认为，胡适只是谈论政治，而没有实际从事政治的能力，那就更没道理了。
所以造成这样的印象，或许与胡适本人的一些说法不无关系。比如一九一七年留美回国后，胡适曾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实际上，胡适的一生，几乎没有停止“谈政治”。他主编的《努力周报》，和几个朋友办的《独立评论》，都是时政刊物，他在上面发表的文章，也大都是谈政治的。
胡适确实说过他“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的话。梁实秋在《怀念胡适先生》文中曾说过这样一件事。某一时期，有些人想推举胡适领导一个政治运动，他谦逊不遑地说：“我不能做实际的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梁文中接下来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生长于妇人之手，是否暗示养成“妇人之仁”的态度？是否指自己胆小，不够心狠手辣？当时看他的态度十分严肃，大家没有好追问下去。
这里的“实际政治活动”，不是指对时局的建言，而是指从事政治运动，只能说他没有这个兴趣，不能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是要始终保持自己独立不羁的身份，不愿纠缠进实际政治的是非中去。
国家或社会，每遇大事，胡适都能挺身而出，发表自己对时局与事件的看法，在这点上，他是从不考虑一己的利害的。一九二○年八月一日，与几位朋友一起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最能说明胡适的这种精神。胡适领衔，签名者还有蒋梦麟、陶履恭、王徵、张祖慰、李大钊、高一涵等共七人。开篇便说：
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我们现在认定，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故把他提出，让我全国同胞起来力争。（转引自《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第410—411页）
《争自由的宣言》明确提出如下六条：
一、民国三年三月二日所公布的治安警察条例应即废止。
二、民国三年十二月四日所公布的出版法应即废止。
三、民国三年四月二日所公布的报纸条例应即废止。
四、民国八年所公布的管理印刷业条例应即废止。
五、民国三年三月三日所公布的预戒条例应即废止。
六、以后如果不遇外患或战争开始的时候，不得国会、省议会议决，或市民请求，不得滥行宣布戒严。
?
给社会一点清凉作用(2)
?
针对以上六条，宣言中特别重申，下列四种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限定的法律：①言论自由；②出版自由；③集会结社自由；④书信秘密自由。另外还提出，应即实行《人身保护法》，保障人民身体的自由，行政机关和警察机关不经法庭审判，不得擅自拘留或惩罚每一个公民；组织选举监督团，杜绝选举中的舞弊现象。
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敢于公开提出这样的政治主张，应当说是有勇气的。
大事是这样，小事也是这样。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时事新报》上有位新猛先生发表了一篇《胡适之与王正廷》，攻击《努力周报》第二十七期上胡适所写的社论，说胡适不该替王正廷辩护。文中引用“未吃得羊肉，反惹一身膻气”，说“王正廷是什么一种人，胡君还要和他说话，恐怕人家未必因此而相信王正廷，却更因此而怀疑胡适之了”。
胡适在第二十九期《努力周报》的《这一周》专栏撰文给以反驳，义正辞严地说：“我若因为怕人怀疑而不敢说话，那就不成胡适之了。我在山东当面对山东朋友说的话，在北京当面对山东代表说的话，和我在《努力周报》第二十七期上说的话是一样的。”“我是不怕人怀疑的。”“凡是替某人某派说公道话的，一定是得了某人某派的好处的，或是想吃羊肉的。老实说罢，这是小人的心理，这是可以亡国的心理！”
无论是对国事，还是对朋友的事，胡适的立场是鲜明的，态度是严肃的，有时言辞也是尖锐的，但他的持论却是公允的，很少有激烈的、偏狭的看法。这是因为，胡适始终认为，一个文化人的言论，必须是符合法理的，必须是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必须是对人民有积极的引导作用的。多年后，和丁在君等朋友一起办《独立评论》时，他写过一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其中说：
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
一九二九年胡适在人权论战中写的几篇文章，对国民党的批评是相当尖锐的，曾不客气地指出，“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蒋介石先生，应当“入塾读书”，从头学习民主政治。这些事，已超出了原先约定的时间范围，就不详细说了。
说到这里，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了。那就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究竟是左派，还是右派？多少年来，我们的脑子里，早就形成了胡适是新文化运动右翼的铁定看法。如果能对这一段历史多增加些了解，这种看法至少到了该怀疑的时候了。这里且提供一个看法供参考。周质平在《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一书中说：
如果以左派与右派来代表激进与保守，胡适在文化上，毫无疑问地是代表左派。他反孔，非孝，批评传统的贞操观念，主张无后，妇女解放，全心全意地输入西方文化，提倡怀疑的精神，批评的风气。在在都显示出他是一个革命党，一个激进派；可是一谈到政治，胡适的立场往往由左偏右，一变而成了持重温和。
以文学来说，胡适主张在“自然的演进”上，加上人为的“一鞭”，使演进加速，成为革命；在政治上，胡适就没有这么果决的加上“一鞭”了，而是主张在现有的基础上，做一点一滴的改良。在文学上，胡适要以白话来彻底的取代文言；在政治上，无论政府多么腐败，他从不曾说过要推翻某个政权，而由另一个政权取代之。
胡适对政治的态度，充分地显示了他的理性与冷静。他可以在群情最激愤的时候，不为所动；在民气最高涨的时候，泼上冷水。在政治上，胡适走的绝不是“群众路线”，相反的，他的主张往往是反群众的。他有的是“冷眼”，而不是“盲目”。（《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第288—289页）
周质平对胡适的整体评价是：在民国史上，能以一介书生之力，不与枪杆子结合，而隐然能造成清议的，胡适是第一人。几十年来，胡适对中国近代政治最大的作用，不在他的“好政府主义”，也不在他的“知难，行亦不易”，而是在他的一点清凉作用。
?
《白话文学史》的失误(1)
?
胡适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提倡白话文吗？白话谁不会说，白话文谁不会写？就是现在，到了白话文运动兴起八十多年后，还有人说这样的话。
说这样的话，真是没有一点历史的常识。白话文运动的意义之大，是怎么估量都不过分的。《论语·宪问》里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按杨伯峻的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假若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落后民族了。仿照这句话，也可以说：“微胡适，吾其披发左衽矣。”若不是胡适在八十多年前提倡白话文，我们现在还处于蒙昧不开化的状态。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遽然而起的变革，只能说是改变了国家的体制，却不能说是造就了一代新的国民，一个新的社会。新国民、新社会的造就，还有待数年后起来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则是白话文的提倡与实施。
这样的功效，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来解释，是很好理解的。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说：“在过去的语言学中，或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观念，以为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语言。语言是工具，人则是语言的中心；但现代语言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当我们说话时自以为自己在控制着语言，实际上我们被语言控制，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换句话说，用什么话语，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理念。也就是说，用文言，就是旧人，用白话，才是新人。用文言，社会永远停滞不前，用白话，时代才会更新，社会才会进步。
要根除旧社会的遗害，要造就新时代的公民，就必须用白话文；嘴里说着“之乎者也”的人，你别想让他接受民主自由这些现代观念。没有这些现代观念的人，绝不能说是一代新人。没有新的人，也就不会有新的社会。
胡适对白话文运动的认识，也是逐渐加深并明确起来的。他起初提出的《文学改良刍议》，只能说是一种平和的改良的建议。倒是陈独秀的认识，比胡适还要激进，还要彻底。是陈独秀将这个“刍议”，一下子提升为“革命”。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刊于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第二卷第二期，第五期陈独秀的呼应文章刊出，径直就叫《文学革命论》。其中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又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这里，已把文学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联系起来了。陈独秀是个革命的鼓动家，真正要将白话文推为一个社会的运动，还得胡适做脚踏实地的工作。
不用别人开导，胡适很快就认识到，白话文的运用，绝不是一种文字工具的改革，乃是一场社会意识与社会规范的改革。白话文，是文学革命的工具，更是改革社会的利器。任何陈腐的观念和窳陋的习俗，都将在白话文的攻势下溃败与消亡。在前面引用过的《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作者说：“在后来的论争中，胡适的新创见是，白话文必须取代文言文，而不仅仅只作为文言的补充。”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同一作者对这一点说得就更为明确了：“文学革命从其发端就是更广阔范围的思想改革运动的工具。”可以说，将白话文不仅是作为书写的工具，而是作为改革社会的利器且终其一生身体力行，乃是胡适对中国文化事业，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的贡献。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海内外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代的孔夫子，“微胡适，吾其披发左衽矣”。
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白话文的意义，也是为了给自己的理论找到更为坚实的史实根据，胡适在倡导白话文的同时，就开始写他的《白话文学史》。最初是他的讲义，也不是叫这个名字。据《白话文学史·自序》上说，一九二一年教育部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要他去讲国语文学史，他在八个星期之内写了十五篇讲义，约八万字。这部讲义叫《国语文学史》，只写到南宋的白话文。第二年他去天津南开学校讲演，晚上住在旅馆，忽然想到要修改这部讲义，当下便取出稿本，作了删改，归并为三篇。仍不满意，次日在旅馆里又拟了一个大计划，定出新的纲目。不久办起《努力周报》，后来又病了，没有工夫实行这个大的计划。直到五年后从海外回到上海，时局动荡，难以北上，就在上海住了下来。待到和徐志摩等人办起新月书店，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才决定把这部文学史修改出来。说是修改，实则是重写。“从汉初写到白居易，在北京印本只有六十一页，不满二万五千字；在新改本里却占了近五百页，约二十一万字，增加至九倍之多”。预计全书写完，大概有七十万到一百万字。实际上，只写到唐代就停止了，约二十一万字，叫做《白话文学史》上卷。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也只写了上卷，终其一生，这两部书都没有写完，只有上卷没有下卷，因此有人说他是“上卷先生”。
《中国古代哲学史》没有写完的原因，故且不论，《白话文学史》没有写完，按他的说法，是没有时间，太忙，顾不上。怕不完全是这样。胡适写作的速度之快，常人难以想像。白天应酬不断，晚上回来，灯下写几千字不是难事。八万字的《国语文学史》写了八个星期，不过两个月。《白话文学史》上卷是为新月书店写的，书店一九二七年七月成立，写书当在此后。到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跟新月的几个朋友闹起别扭，要抽回自己的书稿，说“我的《白话文学史》已排好三百五十页，尚未做完，故未付印，请诸公准我取回纸版，另行出版”。每页四百二十字，三百五十页约十五万字。六七个月之内，写了这么多，且是边写边发排，够快的了。下卷已有纲目，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几个月的时间不是抽不出来。鉴于此，只能说他后来的兴趣淡了，不想写了。若是非做不可的事，纵然忙，纵然兴趣淡了，也会强打起精神抽出时间完成的，因此，这忙与淡中，怕也有无此必要的成分。
?
《白话文学史》的失误(2)
?
以我之见，确也无此必要。在《白话文学史·引子》中，他说，他所以写这样一部文学史，“老实说罢，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于是他便撮录了历代诗文中白话的诗句与文句，反复强调，说这就是其时中国文学的精髓之所在。这样说，多少有附会的成分。中国诗文的历史，向有“俗语入诗”、“俗语入文”的传统，找几首有白话意味的诗，找几篇有白话意味的文，不是难事。若据此便说这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怕胡适自己也不会相信。汉代的赋，唐代的诗，宋代的文，其中心只能是文言的诗文，绝不会是白话的诗文。他最为推崇的梵志诗：“梵志翻著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应当说是释家的偈语，难说是什么白话诗。再就是，他写《白话文学史》，原本是为白话文运动张目，要那些反对者与怀疑者相信，白话文乃中国文学的中心所在，精华所在。写白话文，乃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与归宿。唐代以前，是最没有白话文可言的时代，唐以下，话本起来了，小说起来了，白话文的材料满眼都是，也就没什么史可写了。再写下去，就会违背他写史的初衷。一条河水淌下来，就该着白话文了，你胡适先生又做了场何事？既无初创之功，又未竟赓续之业，胡先生何以建树自己的不世之功？
再就是，胡适写此书，其思路也是错的。他写的是“白话文学史”，重点在“白话”，而非他提倡的是“白话文”。白话是古已有之的，白话文却绝不是古已有之的。他说文言文是死文字，死文学，白话文是活文字，活文学，要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也就是要以今日之是，攻昨日之非，既然白话文在历朝历代都占据文学的中心地位，都是其时文学之精华，那昨日又有何非可攻，今日又有何是可言？真要从文学史上找白话文的地位，应当写的是“白话文文学史”，而不是“白话文学史”，可以说，胡适一开始写作，就把自己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了。这才是《白话文学史》写不下去的真正的原因。
胡适对白话文的贡献，严格说来，不是什么写了一部《白话文学史》，而是他对汉语语法的研究，而是他对白话文的自觉自如的运用。
?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行者(1)
?
在“五四”那一茬作家与学者中，胡适是最早关注现代汉语语法，且长期从事研究，卓有成效的一个人。可惜对这一点，后人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现在知道了，胡适到北大代课之初，除了教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之外，还上过语法课。
且看他的日记上的记载。一九一八年没有日记。一九一九年有《日程与日记》，从十一月十六日开始。这是种格式化的日记本，每天从早八时到晚十时都有格子，又分作“预算”与“实行”。若预算了而没有实行，也要标明，比如十一月十六日预算是“作《传》”，没有实行，则注明“谈天看书误了”。兹将十一月与十二月里，关于编文法讲义的记载抄录如下：
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三）：预算，下午二时到五时“编文法讲义”；
十一月十八日（星期二）：预算，下午七时到九时“文法讲义”；
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日）：实行，下午六时到十时“作‘的’字书”；
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实行，下午十时“答仲甫论‘的’字”；
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二）：预算，下午九时到十时“作传或编文法”；
十二月二日（星期二）：预算，下午八时“作文法讲义”；
十二月六日（星期六）：预算，下午八时到十时“编文法讲义”。
直到一九二一年，还不时有关于编文法讲义与研究语法的记载。比如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注重文法的研究，用归纳的方法，求出‘《诗》的文法’。”
上面抄录的日记中，写关于“的”字的文章，及与陈独秀（仲甫）的商榷，是胡适最早的语法研究成果。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初，《晨报副刊》的编辑，将一篇谈“的”字的文章送给胡适看了，作者的主张是“把的字专给术语去用，把底字来做助语用”。胡适觉得，这个办法虽然比现在《晨报》上一律用“底”的办法好一点，仍不够精细，还有改进的必要。他本想做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个“的”字，因为太忙了，只好把三四年前论“的”字的一篇札记《“的”字的文法》送上刊登。附信一封。编辑将信与文一并刊出，名为《“的”字的文法》。他的主张是“其实一个的字尽够用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分开用作“的、地、得”的，只须用一个“的”字就行了。这算是引言，他的那篇札记《“的”字的文法》才是正文。在分析了有关“的”字的种种语法现象，比如“天所杀”改变为“天杀的”之后，他说：“在文字史上，此种文法变迁，乃一种大事，其重要正如政治史上之朝代兴亡。”
此文在十一月十二日《晨报副刊》登载。上面的日记就是从这天开始记的，可见在此之前，已展开了关于“的”字的讨论。胡适说他的《“的”字的文法》是三四年前所写的一段札记，就算是三年吧，也就是说早在一九一六年，还在美国的时候，他就注意到这个在中国法语上，跟改朝换代一样重要的问题了。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止水先生和周建侯先生等人写了文章与他讨论，胡适又写了《再论“的”字》，这就是上面日记中二十三日的“作‘的’字书”，十一月二十五日《晨报副刊》登载。二十四日的“答仲甫论‘的’字”，二十六日刊出，名为《三论‘的’字》。在这两篇文章中，胡适的主张稍有改变，他认为，“底、的、地”三字的发音太相近了，说话时还是没有分别。“底”、“地”在纸上虽有分别，在嘴里等于无分别。状词的“的”字不容易发生混乱，不发生困难，尽可以不区别。遇有必要区别时，可用“之”字。其好处是，发音有别，笔画简易，比“底”字更通行。
可以说，抓住了“的”字，就是抓住了中国语法区别于欧印语系语法的一大特质。
对自己的语法研究，胡适有着绝大的自信。就在写《“的”字的文法》这天，他在日记中说：“我若有十天的工夫，一定可以写一部很好的文法出来。”他这里说的“文法”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语法。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给钱玄同的信上说：
国语文法竟还没有讲义，真对不住你讨“救兵”的希望。我狠想于这一二十天内发愤把前面已教的文法写成，未教的也写成。简单一点，就叫《语法大纲》。
这本书后来写成了，不叫《语法大纲》，叫《国语文法概论》，三万多字。第二年七八两个月在《新青年》上刊载，年底收入《胡适文存》第一集中。这是胡适的一部重要的语法著作，重在研究的方法，对语法的规律论述不是太多。规律性的东西，大都是他以前的研究成果。此书出版前，中国已有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他的同时代人有陈承泽的《国文法草创》和刘半农的《中国文法通论》。对《马氏文通》，他还是赞赏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
但是马建忠的文法只是中国古文的文法。他举的例，到韩愈为止；韩愈到现在，又隔开一千多年了。《马氏文通》是一千年前的古文文法，不是现在的国语的文法。马建忠的大缺点在于缺乏历史进化的观念。他把文法的条例错认作“一成之律，历千古而无或少变”（《前序》）。其实从《论语》到韩愈，中国文法已经过很多的变迁了；从《论语》到现在，中国文法也不知经过多少的大改革！那不曾大变的只有那用记诵模仿的方法勉强保存的古文文法。至于民间的语言，久已自由变化，自由改革，自由修正；到了现在，中国的文法——国语的文法与各地方言的文法——久已不是马建忠的“历千古而无或少变”的文法了。（北大版《胡适文集》第二册第334页）
?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行者(2)
?
胡适认为，现在国语文法学最应该注重的，是研究的方法。原因有二，一是现在虽有一点古文的文法学，但国语的文法学还在草创时期，要想预备做国语的文法学研究，就应该从方法上着手。建立国语文法学，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方法不精密，绝不能有成效。二是一种科学的精神全在它的方法。方法是活的，是普遍的。我们学一种科学，若单学得一些书本里的知识，不能拿到怎样求得这些知识的方法，是没有用的，是死的。若懂得方法，就把这些书本里的知识都忘记了，也还不要紧，我们不但求得出这些知识来，还可以创造发明，添上许多新知识。文法学也是如此。中国现在还没有一部很好的国语文法书，就是有了一部很好的文法书，若大家不研究文法学的方法，这书终究是死的。古人说：“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这是很可鄙的态度。眼下我们提倡学术的人要做的，应该先把“金针”送给大家，然后让他们看我们绣的鸳鸯，然后教他们来绣一些更好更巧妙的鸳鸯。
研究国语文法的方法，在胡适看来，不外三种，一是归纳的研究法，二是比较的研究法，三是历史的研究法。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种即归纳的研究法。
此后还写过一些关于语法的文章，多是就一些具体的语法现象作分析，很少再写这样综论式的著作。有时一些很小的语法现象，也能引起他的关注。那种认真和执著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一九二一年七月，胡适在济南作过一次演讲，题为《中学国文的教学》。那天上午开会时谈到开会规则，演讲中举例子时，就以开会规则为内容举了一个例子：“除非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才开得成。”他说，这句话是不通的，应该改为：“除非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是开不成的。”理由是：上半句用了“除非”，下半句就不能用肯定的语气。
演讲稿发表后，一位叫吴检斋的先生看了，给他写信，说原例不错，倒是胡先生改错了。吴先生还举了京剧戏曲的一句唱词为例：“要相见，除非是，梦里团圆。”说“非”是否定，“除”也是否定，“除非”犹言“非非”，“非非”即等于“是”。胡适不同意这个观点，说京剧里的这个唱词，是从《琵琶记》里套来的，原句是：“要相逢，不能够，除非是梦里暂时略聚首。”句中否定的“不能够”，被做京剧的人删掉了。他还是坚持应当说：“除非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是开不成的”或是“必须有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才开得成”。
他据此写成文章《“除非”的用法》，在《晨报副刊》（九月二十九日）发表，末后不无得意地问道：“读者以为是吗？”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招来了许多人的“讨伐”。先是吴检斋在《益世报》上著文，说“除非”实在是一个肯定的连词，并不是否定的连词。《京报》先登出徐一士先生的文章，不久又登出徐凌霄先生的文章，来信商讨的有陈元恭先生，口头讨论的有陶行知、黎劭西等各位先生。他这才知道，这个词儿的用法，并不像他先前说的那样简单。几天来，他寻出十来个旧例，仔细比较研究，终于让他明白，大家所以反驳他，确是有理由的。他又将这一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终于明白他自己和各位先生的说法，都不曾说出这个问题的困难所在。于是综合各位朋友的意见，加上自己独立的探究，写了一篇《除非》，在十月十五日出版的《努力周报》上刊出。一开头先作检讨，说他当初说“除非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才开得成”应改为“除非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是开不成的”，这句话实在说得太卤莽了，现在看来，是不对的。接下来一一分析各位的意见，又分组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自己研究后的结论。最后说：
以上是我个人研究这个问题的结论。我很悔第一次讨论时太粗心了，不曾细心研究这个问题的疑难究竟在那一处。我现在很高兴的认错，并且很虚心的把我近来改正的意见提出来请大家评断。我很诚恳的感谢加入讨论的各位先生们。（北大版《胡适文集》第四册第539页）
在《胡适著作年表》中，还可以看到许多这类的文章，直到一九四八年一月间，还在《申报·文史》上发表《论“于”“以”的两封信》。此后，忙于他事，就很少有关于语法研究的文章发表了。直到晚年，胡适仍很关心语法研究，一些小的地方，最能说明胡适对语法的敏感与精细。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记着这么一件小事：
先生又谈起艺文印书馆影印的《皇清经解》，说：严一萍应该找一部有标点的影印，销路一定多些。标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尤其是书中的引号。子曰的“曰”字，云云的“云”字，大概都是当时的引号，“曰”字怎样变成当作“说”字解，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想“云”字也是如此。先有引号，到后来才有句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48页）
同是这本书里，作者还记录了和胡适的一次谈话，时间是一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其时胡适已六十九岁。这天胡适与胡颂平谈起诗，顺手从字纸篓里拣出一份他人油印寄来的诗稿，递给胡颂平。于是有了师徒二人如下的对话。
胡适说：“你看，这也叫做诗！他们不晓得自己的不通，所以印出来寄给人家看。这样的人很多，像纽约的华侨报纸上，菲律宾……各地的报纸上，常有这样不通的诗。还有些老辈做的诗，也往往有不通的。在这个时代，再用陈旧的诗的格调，再也做不出好的诗了。”
?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行者(3)
?
胡适又说：“怎么叫做通？第一要懂文法，第二要把意思表达出来。作诗是如此，作文也是如此。”
胡颂平问：“先生过去写的旧诗，收在《四十自述》里及《留学日记》里的那些诗，不是很好的旧诗吗？”
胡适说：“那是我已读通了文法，所以没有不通的地方。如某君的‘天道循环之’的‘之’，绝对不通的，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不通，他还送我两本呢。”（《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63页）
“所谓文法，就是后人从活的语言中分析出来的东西。”在上述谈话十天之前，即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这天，胡适对胡颂平说的这句话，可说是胡适关于汉语语法的不刊之论。
不光是提倡新文化运动，而且身体力行，写白话诗，写《白话文学史》，还这么认真地研究现代汉语语法，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可说是当之无愧了。这一点，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其他人物难以比肩的。
?
鲁迅的耳光扇给谁(1)
?
鲁迅对自己到底怎么看，大概我们永远不知道了，但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给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
这话是一位叫王朔的小说作家说的。文章叫《我看鲁迅》，载二○○○年《收获》第二期。同期发表的还有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正是这两篇文章，引发了一次关于鲁迅的再评价。
王朔的文章中，还有一些精辟的话。比如：各界人士对鲁迅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什么时候到了能随便批评鲁迅了，或者大家把鲁迅淡忘了，我们就进步了。若想精神自由，首先就要忘掉还有个“精神自由之神”。这些话，都是针对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说的。王朔不光小说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最重要的是，在中国作家中，他能够放言无忌，保持一种精神上的自由。
谈论鲁迅，必然要涉及鲁迅研究的状况。由王朔的话切入，可说一步即登堂奥。
在中国，确实有一大批“吃鲁迅饭的人”，靠研究鲁迅获得职位、职称、声望，获得安身立命、扬名显身的本钱。俗称鲁研界，就是鲁迅研究界的简称。这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学术领域，也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学术团体。研究《红楼梦》的叫红学，也可说是红学界，研究钱钟书的叫钱学，也可说是钱学界，都是以研究对象命名的，独有研究鲁迅的不是这样，是以研究者自身命名的。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脱离研究对象而自成一体了。
从机构上说，北京有个鲁迅博物馆，出版《鲁迅研究月刊》。上海有个鲁迅纪念馆，出版《上海鲁迅研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里，有个鲁迅研究室，没有刊物，主要职责是编辑鲁迅研究资料。此外，好些大学里，还有各地的社科院里，也聚集着一批专门研究鲁迅的人。
上面说的三个机构，分工似乎各有不同。上海的鲁迅纪念馆，做的考证比较多些。比如他们把鲁迅去世前拍的X光片，几十年后拿出来让医学专家论证，看鲁迅当年得的是什么病，病到什么程度，该不该那么早就死了。这是很有意义的。社科院的鲁研室，主要做资料整理的工作。在张梦阳的主持下，早在八十年代就出版了《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五大册及索引一册。可说是鲁迅研究资料的集大成，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成为鲁迅研究的必备之书。张梦阳近来又出版了三大册《中国鲁迅学通史》，从史的角度对鲁迅研究做了周密的梳理。这都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和它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是鲁迅研究的大本营，是出思想的地方，是把关的地方。不光代表着鲁研界的水平，也代表着鲁研界的品质。
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不断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是茅盾的《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问》。文中说：“鲁迅研究中有不少形而上学，把鲁迅神化了，把真正的鲁迅歪曲了。鲁迅最反对别人神化他。他想不到他死了以后，人家把他歪曲成这个样子。（《鲁迅研究年刊》一九七九年卷）
因质疑鲁迅研究而酿成事件的，则有《青海湖》文学杂志因刊发《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一九八五年第八期）而受到批判，刊物编辑部作了公开的检讨。批判者陈漱渝在《不要恣意贬损鲁迅》一文中说：这是“朝鲁迅身上大泼污水”。并断言出现这种状况，“海外某些错误观点的渗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近年来对鲁迅研究质疑最为激烈，且最具个人特色的，还要数小说作家王朔。在前面提到的《我看鲁迅》一文中，王朔说：
像所有被推到高处的神话人物一样，在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的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他是作为一个不可言说的奇迹存在的。在我读过他的大部分作品并已得出自己的看法之后的很长时期，仍不能摆脱对他的迷信，一想到他就觉得他的伟大是不证自明的。如果说他的作品不是很过硬，那他还有过硬的思想，那个思想到今天还闪烁着锋利的光芒，照耀着我们黑暗的自身。
王朔的文章发表后，鲁研界可说是一片哗然，一片惊慌。回应文章很多，大都集中在一点上，就是鲁迅被专制利用了，被亵渎了，你们看到的鲁迅不是真正的鲁迅，真正的鲁迅是怎样的高风亮节，大义凛然，怎样的爱国，怎样的为民，怎样的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怎样的呼唤着进步向往着光明。也有一些学者，还是清醒的，知道世人的看法所为何来。大多数是气愤，是无奈，叫喊着要回应挑战，要捍卫鲁迅。这些文章大都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上，比如李新宇的《直面真正的挑战》。文中说：这些现象的本身算不了什么，背后的东西却是值得重视。人们反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鲁迅，那个鲁迅是不是真正的鲁迅？事实上一些人并不了解鲁迅，既没有系统地读过鲁迅的书，也谈不上了解鲁迅的为人。显然他们所反感的并不是那个真正的鲁迅，而是那个被歪曲、神化和利用的鲁迅。李新宇所说的背后的东西，用他的话说，是几乎席卷了世纪末的中国文坛和学界的文化潮流，正是这种文化潮流构成了对鲁迅的挑战，真正导致了鲁迅精神的合法性危机。他说的文化潮流，有两种，一种是新保守主义，一种是中国特色的后现代主义。就是不提要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反对思想钳制这一世界性的文化潮流。
?
鲁迅的耳光扇给谁(2)
?
前面说过，在鲁研界，张梦阳是个在资料上下了大工夫的人。他对解放后鲁迅研究的水平，该是心中有数的。二○○○年王朔的文章发表后，他也写了一篇回应的文章，说得就比较客观，比较真实。文章名叫《我观王朔看鲁迅》，发表在当年第四期的《文学自由谈》上。文中引用了他过去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1995年在张家界开全国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时，有同仁要我谈谈历时九年、编撰《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的感受。我在一再催促下终吐真言：“八十余年的鲁迅研究论著，百分之九十五是套话、假话、废话、重复的空言，顶多有百分之五谈出些真见。”话一出口，全场哗然，鼓掌喝彩者有之，坐卧不安者有之，暗暗斥责者有之。林非先生为照顾大局，说我发言欠妥，我也表示数量统计有误，暂时收回。后来经再三统计、衡量才发现，我所说的真见之文占百分之五，并非少说了，而是扩大了，其实占百分之一就不错，即一百篇文章有一篇道出真见就谢天谢地了。试回想，我们多少学者的多少文章是在瞿秋白的进化论到阶级论转变说模式中重复啊！是一味诠释、演绎别人的观点啊！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时，竟有那么多的学有素养、功底颇厚的学者在鲁迅世界观转变时间上争论不休、浪费着自己宝贵的才华和只有一次的青春与生命！90年代初仍有人以陈腐的奴性原则和傲然的“一瞥”来封杀指出其中奴性的语者！长期以来，只知演绎、诠释、重复他人观点的奴性研究模式与思维方法，给鲁迅研究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给鲁迅先生身上抹了多少黑！（《世纪末的鲁迅论争》第146页）
文中提到的林非，当时是中国鲁迅研究会的副会长。
张文中还说，到如今，也就是到写文章的二○○○年，鲁研方面的文章少说也有一万篇，按百分之一算，也就一百篇谈出了真见。
看了这些数字，只会让人感叹，真是祸国殃民，既害人又害己。就这一百篇，也还是个夸大了的数字。就算是一百篇吧，这一百篇中，至少有一半是解放前写的，比如张定璜的《鲁迅先生》，就是一九二四年在《现代评论》上发的。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三十年代写的。解放后最好的一部鲁迅传，是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可惜不是在大陆写的，是在香港写的，也是在香港出版的，直到九十年代才在大陆出版。要是把这些都除过，解放后五十年里，一年还平均不到一篇。而那一万篇文章呢，至少有八千篇是解放后写的，八千篇文章除去五十篇有真见的，是七千九百五十篇。这些文章大都是在正经刊物上发表的，每五篇文章可以造就一个学者，七千九百五十篇可以造就一千五百九十个学者。这将近一千六百个学者，几乎全是做了无用功。
这就是我们的鲁研界。
朱正先生是个严谨的学者，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也是写过鲁迅传的。我们50年代写鲁迅传，的确是把鲁迅放进一个模式中去的。我当时是怎么写鲁迅传的呢？所有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著作中提到鲁迅的地方，我一句不落地全部引用了，我就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来发挥。（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第10页）
不光是大的地方，就是小地方，也是这样。还是这位朱正先生，在上面那段话之后，紧接着还说了一件事。他写《鲁迅传略》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还没有出版，他听说当年评美国政府白皮书的那几篇社论是毛主席写的，就找来看了。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主席说伯夷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他就按这个意思来分析鲁迅的小说《采薇》。分析一篇历史小说的思想内涵，也要到毛泽东著作里去找依据，一点都不敢有自己的见解，可见那个时候的学者们小心到什么程度。
要是死死地扣住毛泽东的那几句话倒好了，反正人们一看就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也就不会有大的谬误。可惜不是。这些学者总要吃饭，总要显示自己的学术水平，怎么办呢，又不能跟毛泽东拧着来，那就只能是顺着竿儿往上爬了。毛泽东说伟大，他一定要说更伟大，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一定要说比钢还硬，比金刚石还硬。有些话这样说了只是程度的不同，还离不了大谱。有些话这样往大里说了，就离了大谱，就成了荒诞不经。
?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1)
?
让我们做个智力测验。不要思考，全凭直觉回答这下面的问题：当今中国，诸多新文化运动的人物中，谁的地位最高，名气最大？
鲁迅，鲁迅，还是鲁迅。
我敢保证，十个人里有九个会这样回答。唯一那个不这样回答的，不是他心里另有一个地位比鲁迅还高、名气比鲁迅还大的，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个鲁迅。
这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是事实，就说它肯定是对的。
长期以来，在大陆民间和学界，都把鲁迅视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号人物。有的说是统帅，有的说是领袖，有的说是主将。有一个时期，谁要是对鲁迅有所非议，那是会受到批判，至少也是让人鄙弃的。王朔在《我看鲁迅》一文中说的这段话，可视为中国人的共同心理：
在我小时候，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直到今天，我写这篇东西，仍有捅娄子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人们加在他头上无数美誉：文豪！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主将！骨头最硬！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暗暗叫他“齐天大圣”。
学界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没有王先生说的那样直白。以张梦阳为主编的《1918—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每卷前面都有一篇《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第一卷的概述中就说：“鲁迅是中国近代史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作为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创立了奇迹般的功绩。”
王富仁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在一次访谈中说到鲁迅是这样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始终是在以鲁迅为主将的新文学先驱们所开辟的文学空间中进行创作的。”（《世纪末的鲁迅论争》第108页）
这话就更倾向于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说法了。新文学先驱们的主将，还不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
无论民间还是学界，对鲁迅的评价，都可说其源有自。
这个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主席对鲁迅的历次评价。
现在我们来看看，鲁迅究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呢，还是仅仅是中国文化新军的主将，或者说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请注意，这里的文化新军和文化革命是一个概念，和新文化运动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新文化运动的涵盖面要大得多，而文化新军、文化革命则专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队伍，和这方面的革命行动，或者说是革命运动。
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早在多少年前，就做过精辟的论述。
毛泽东评价鲁迅，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的会上说的，发表出来的文章叫《鲁迅论》。一次是在一九四○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里，有两大段专门谈鲁迅。
细细地看看这两篇（段）文章，就知道毛泽东是怎样评价鲁迅的了。
在《鲁迅论》里，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没有后来高，只是分三个特点，概括了鲁迅的精神。第一个特点是政治的远见，第二个是斗争精神，第三个是牺牲精神。在说这三个特点之前有个总的评价。原文是：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晓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自由而斗争。
这段话，是很有分寸的，一是确定了评价的范围，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所占的位置”，而不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更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二是确定了鲁迅年龄的时间段，“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近年来”才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上，为真理自由而斗争。
当然在文章中，毛泽东还说了一些评价性的话，比如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还说，鲁迅“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革命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说鲁迅是圣人，是个比方。说鲁迅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很革命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该看作是毛泽东对鲁迅的中肯的评价。
当时鲁迅去世不过两年，这样的评价不算低了。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更高了。
共两大段。第一大段，先说，“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支文化生力军是怎么来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下来就是那句最著名的话了：
?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2)
?
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
第二大段主要说，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新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在两条战线上与敌人作战，一个是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一个是粉碎敌人的文化“围剿”。在这两条战线上，中国共产党人都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就说到鲁迅了：
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从以上概述与引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仍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下的。鲁迅的业绩，是贡献给这支文化生力军、文化新军的。他是这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无论是作为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都是就鲁迅在这支文化新军中的贡献而言的。说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说他是中国这支文化新军进行文化革命的主将。如果说第一大段中毛的话还不太明确的话，第二大段中毛泽东的话就很明确了，正是在反对敌人的文化“围剿”中，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这是就中国革命历史而言的。
就鲁迅的年龄而言，不管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还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主要说的是鲁迅的晚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这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一点，和毛泽东在《鲁迅论》中的说法是吻合的。
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毛泽东是清楚的。他是一个亲历者，也可说是一个参与者，办过刊物，写过文章。他是北大教授杨昌济的女婿。一九二○年前后，他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职员。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怎样发起的，当年的风云人物是哪些，他全都是知道的。他给胡适写过信，还去胡适家里拜访过。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时，说他“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鲁迅在当年是个什么地位，有多大的影响，他有基本判断，不会说出格的话。他对于鲁迅的评价，不管多高，总是紧紧地把握在文化新军、文化革命这个范围内，总是确定在鲁迅的晚年那些年。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同时领导着武装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两个方面的革命，确定鲁迅为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有战略意义的。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够高了，但这只是个人的看法，事实上，在毛泽东作出这样的评价之前，中共中央就以文件的形式，对鲁迅作出很高的评价。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去世之后，中共中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发表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这三个文件，对鲁迅的评价，一点都不比毛泽东的评价低，从某种程度上说，还要更高。于此也就可以看出，鲁迅在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地位，和鲁迅对中国文化革命的贡献。这三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刚到陕北不久，在极端困难的境况下，以电报的形式发出的。直到国共合作后，才在延安的《解放》半月刊上登载，时间已是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了。
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到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的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的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于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甜言蜜语来离间他离开大众的救亡阵线，但是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了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3)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起见，决定在全苏区内：（一）下半旗致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拾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已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南京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进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及全世界拥护和平、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人士，一致起来，要求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南京国民政府执行上列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尤其是文学界，一致起来继续鲁迅先生的光荣事业，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为中国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
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转许广平女士鉴：
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全国震悼。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国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谨以至诚电唁，深信全国人民及优秀之文学家必能赓续鲁迅先生之事业，与一切侵略者，压迫势力做殊死的斗争，以达到中国民族及其被压迫的阶级之民族和社会的彻底解放。
肃此电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南京国民党政府公鉴：噩耗传来，鲁迅先生病殁于上海。我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上的权威、文坛上最灿烂光辉的巨星竟尔陨落，此乃我中华民族之大损失，尤其当前抗日运动的大损失。鲁迅先生毕生以犀利的文章、伟大的人格、救国的主张、正直的言论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其对于我中华民族功绩之伟大，不亚于高尔基氏之于苏联。今溘然长逝，理应予以身后之殊荣，以慰死者而示来兹。敝党敝政府已决定在全苏区内实行：（一）下半旗致哀，并在各地方与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十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设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贵党与贵政府为中国最大部分领土的统治者，敝党敝政府敬向贵党贵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收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贵党贵政府所颁布的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表扬鲁迅先生正所以表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敝党敝政府的要求，想必能获得贵党贵政府的同意。特此电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知道了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知道了中共中央对鲁迅的评价，知道了鲁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就不必在鲁迅的后十年上费什么笔墨和口舌了。
幸亏有个契机给我们留着，那就是鲁研界公认的“转变说”，即鲁迅的一生中，曾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既然有此转变，那么，转变前的功过是非还是可以谈论的。这也就给我们探讨鲁迅的前大半生，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这也就是我要说，做鲁迅与胡适的比较研究，或是做鲁迅的单独研究，不必谈后十年的原因。不光对鲁迅的后十年不谈，对胡适一九二七年之后的事儿也不谈。这样，我们就可以较为公允地比较两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过是非了。
?
前后不同的两种评价(1)
?
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评价，也正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两者是一回事。
毛泽东对鲁迅做出这样高的评价，好多人是不理解的，这恰是毛泽东的英明之处。在政治上，在军事上，毛泽东本人是当之无愧的领袖，在文化上，他认为自己还担当不起这个责任。而文化方面，对共产党夺取政权来说，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战线。这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几经权衡，便选定了鲁迅。时间在一九二八年，当时鲁迅刚到上海不久，正处于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之中。这两个文学团体都是受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地区的党组织领导的，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很快就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鲁迅也欣然接受了共产党的这一委任或者说是委托。
是不是有正式的委任或是委托呢，想来是有的。党组织怎样和鲁迅联系，在许多回忆文章里都写到。但这些不能说明有什么正式的决定。鲁迅去世后过了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中国共产党感到，在国统区文化战线上，缺少了鲁迅这面旗帜，对革命事业不利，便决定将刚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树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树郭沫若为领袖，为旗帜，则是有正式决定的。从这儿可以旁证，当年树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领袖，党内是有决定且通知了各相关党组织的。当年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过的吴奚如先生，在《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一文中曾说过：
1938年夏，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年第二期)
最能说明鲁迅在革命文化界地位确立的，是创造社、太阳社突然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
创造社和太阳社怎样攻击鲁迅的，张梦阳编的《中国鲁迅学通史》第三编叫《索引卷》，看看一九二八年上海发表的攻击鲁迅的文章，就知道了。
这一年，全年发表的关于鲁迅的文章四十七篇，从篇名上能看出来是攻击、批判鲁迅的有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中，发表在创造社、太阳社办的刊物上的，有十八篇。这两家办的刊物计有《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我们月刊》等，这么多刊物发起攻击鲁迅，可见火力多么猛烈了。其中最厉害的是这样几篇文章。
《死去了的阿Q时代》………………………………钱杏
《死去了的鲁迅》……………………………………钱杏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李初梨
《除掉鲁迅的“除掉”》………………………………彭 康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石厚生（成仿吾）
《又一个Don Quixote的乱舞》………………………韩侍桁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
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杜 荃（郭沫若）
应当特别说一下最后这篇文章。好长时间，人们不知道这篇文章是郭沫若写的，直到郭沫若去世后，几经考证、调查，才确定是他写的。当然，还是为他作了种种解释。我们来看看，当年郭沫若是怎样评价鲁迅的。他说鲁迅的那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可怜只像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的悲诉”。鲁迅和陈西滢、高长虹的论战，在郭沫若看来，不过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一个猩猩”。这是一篇长文章，末尾一节，郭沫若说了他的全部的看法：
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接到党内的指令后，还是这些人，对鲁迅的攻击就完全停止了。很快就转为歌颂，很快就一起组织起左翼作家联盟，一起对着国民党反动派英勇地战斗了。当然也不是一下子就停止了的，总得有个过程。不管怎么说，到后来，还是这个郭沫若，对鲁迅的看法就完全变了。且看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后，郭氏的一篇文章《不灭的光辉》中，对鲁迅是怎样评价的：
这遗产的接受，同时怕也就是继续鲁迅精神的最好的法门。“鲁迅精神”是早在被人宣传着的，但这精神的真谛，不就是“不妥协”的三个字吗？对于一切的恶势力，鲁迅的笔似乎不曾妥协过一次……我们民族所应受的两重的敌人，内部的封建余孽，外部的帝国主义，这是鲁迅先生至死不倦地所攻打着的东西。鲁迅先生提着笔为我们全民族在前线战死了，我们应该加倍地鼓起我们的敌忾，前仆后起地，继续着奋战。这才是纪念鲁迅的最上的途径。而这样替我们民族“报仇”，也就完成了鲁迅替我们遗留下来的责任。
当时上海有个日本人，郭沫若说是“一位有名的集纳主义者”，不知是什么意思。这个人和鲁迅有交往，郭沫若的说法是，在上海和鲁迅喝过几次茶。这个日本人在纪念文章里，说鲁迅对他说过这样两句话，一句是“我对于马克思的著作不曾读过一页”，一句是“苏联几次请我去，我都没点头，我倒很想到日本去游历”。郭沫若跟鲁迅，连这样的交情也没有，只好说：“这话有点令人碍难相信，即使有，也怕是临场的一个烟幕。”
?
前后不同的两种评价(2)
?
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把郭沫若树为国统区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之后，他对鲁迅的评价就更高了。从他写过的文章的名字上，不难看出这一点，比如《鲁迅并没有死》、《鲁迅和我们同在》、《鲁迅和王国维》等。不管是刚死了以后说继承鲁迅的精神，还是抗战中说“鲁迅和我们同在”，郭沫若的评价都是跟着毛泽东的评价来的。
对这种截然的转换，曾任过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陈独秀，是不以为然的。他说过这样的话：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又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这段话是一九三八年说的，当时陈独秀尚是自由之身，还没有被国民党政府羁押，他说的这些话应当说是可信的。
从郭沫若对鲁迅前后评价的不同，就可以证明陈独秀说鲁迅转变前后的话，没有说错。
?
鲁迅的思想资源(1)
?
鲁迅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这就不能不说到鲁迅的思想资源，或者说是思想根源了。
人都是社会的人，行为受思想的支配，思想则受身世、教育、社会环境的影响。鲁迅也不会是例外。鲁迅的思想资源约略说来有三，一是自幼受到的家庭变故的烙印，二是从少年时代起接受的中国传统经典的训练，三是在日本留学时受到的西方思潮的熏染。
自幼受到的家庭变故的伤害，用鲁迅的一句话说就是：“有谁从小康之家而陷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目……”这句话反过来讲，就成了有谁从小康之家陷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了解自己思想的变化。少年时从小康之家陷入困顿的遭际，如同一个难以驱散的魔魇，一直伴随着鲁迅的终生。只是不同时期，其内容有不同的变化。青年时期是婚姻的不幸，中年时期是与胡适、徐志摩等新派人物的格，晚年则是与周扬等左派人士的龃龉。仿照前面的句式，这些事情均可变为他心中的长叹：
有谁有这样不幸的婚姻么，正在青春年华，满腹学问，却只能摊上这样的妻子……
有谁有这样不幸的时运么，正当人到中年，事业有成，却遇上这么多留学英美归来的新派人物……
少年时所受的中国传统经典的训练，是任何一个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既蒙其泽惠又受其局限的，只不过在鲁迅身上表现的更其突出罢了。其泽惠一为中国旧文人的耿介，一为良好的文字功底。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鲁迅身上更有其明显的发展脉络，成年后可以接续他的整理古籍，比如辑校《嵇康集》《会稽郡故事集》等。这一影响，成为他狷介的个性的主干，也成为他判断人事的基准。加上他的文字的功底，又铸成他文章的风骨，也就是他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魏晋文章”。
以上两点，或深或浅，见智见仁，以往的研究者都有所阐述。现在我们要探究的是，作为一个清末的官派留学生，鲁迅在日本那些年，究竟获得哪些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对他回国后从事文化事业，有哪些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日本的鲁迅研究者，有过细致深入的研究。
一九○四年鲁迅赴日本留学时，正当日本明治三十五年，适值日本最初的“尼采热”处于巅峰之际。在他留学的年代里，日本文学中尼采热逐渐减退，不久即迎来自然主义的全盛期。但是，作为一个清国的留学生，深知国事多艰，急欲求得治救之道，最易接受的还是尼采的极端个人主义。从另一面说，也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东京时期和鲁迅最为亲近的周作人就说过：“豫才在那时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考虑到说这话，是在解放之后，周作人有不便明言的苦衷，不妨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则是一种缩小了的民族主义。
伊藤虎丸在《鲁迅早期的尼采观与明治文学》一文中说：
鲁迅基于对“个人主义”这一西欧价值观念所具有的普遍性和优越性的深刻认识，当然对与之“如同水火”般相异的传统思想予以严厉的批判。彻底否定传统，激烈嫌恶庸众，对本国国民的民族陋习刻薄地讥讽，是鲁迅与尼采的共同点之一。（《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第70—71页）
在鲁迅接受尼采思想这一基本事实上，日本学者竹内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且有自己独创的概念。同是接受尼采思想，他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回心”，一是“转向”。回心，原是佛教语，意思是忏悔过去的罪恶，信奉佛教，从而达到悔改自新。转向则不同，是改变或转换自己原有的思想、立场或方向的意思。在日本，“转向”一语本来指上世纪三十年代中，由于政府、警察的压制和压迫，迫使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或者受其影响的青年文学者，抛弃或表示自己的思想的现象。回心和转变，都意味着“改变”，在这一点上没有差别。但是，回心是通过“抵抗”而后改变的，而转向是无媒介地（趋向有支配性、权威性的思想）改变的。在竹内好的论述中，“抵抗”也是一个独特的概念，就是“固执（坚持自己）”的意思。
明白了竹内好的这些独特的概念，下面伊藤虎丸这两段剖析就不难明白了：
他（指鲁迅）掌握最根本的欧洲精神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正是其自身通过内在的国粹精神的“抵抗”才开始成为可能的吗？前文所述他对欧洲近代精神的“异质性”的惊愕，不正是这“抵抗”的一种表现么？由此可见，鲁迅的尼采观与同时期日本文学的尼采观之间，似乎没有理由不承认在本质意义的深刻的程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别。而产生这种差别的根本的理由，我认为也在于前文引用的丸山真男所指出的日本人的“善于领会接受”和鲁迅的强韧的“内在国粹精神”之“抵抗”性两者间的差异吧。
“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而转向无须媒介”。鲁迅的尼采观或他对欧洲近代文明的倾倒，并不意味其民族精神文化的“转向”，而是民族精神的“回心”。这一点，从他对“轻易的融合”、折衷、无批判地输入新思想的抗拒，和强调了欧洲精神的异质性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他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也应当称之为“民族精神回心的文学”，关于这一点，已有很多的论述。（《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第71—72页）
?
鲁迅的思想资源(2)
?
总之，伊藤虎丸的结论是，必须指出，鲁迅的思想骨骼，即使在他的“前史时期”也已具雏型，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已成为贯穿他整个作家生涯的主导。这里说的“前史时期”，是指鲁迅的留日时期。也就是说，伊藤虎丸认为，鲁迅回国后从事的文化政治活动，都可在留日时期寻找到思想的脉络。
这样说，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觉得，日本的研究者，还是过分强调了日本文化对鲁迅的影响。不管在日本期间，尼采的思想对鲁迅有多大的影响，要寻找鲁迅思想的脉络，都不能离了前面提到的那两个方面的影响。只有这三个方面的综合的作用，才形成了或者说是组合成了鲁迅思想的整体。仅仅任何一个方面的思想资源，都无法包容鲁迅思想的丰富性或特异性。
鲁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尼采思想，不能光凭他早期的那几篇文言论文中所说的那些话，如《文化偏至论》中所说：“尼之所希冀，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伊勃生之所描写，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万众不慑之强者也。”不光是《文化偏至论》，还有《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等，也就是收入《坟》中排在前面的四篇文言论文，我们都要辩证地看待。不管怎么说，对这几篇作品，鲁迅是有言在先的。在该书的《题记》中说过：
这是我做的吗？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是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进步。
有人说，这是鲁迅的伟大的谦虚。我不这么看，细读这几篇文章，作者说的这些毛病确实存在。比如冗长，比如生涩，比如怪句子和古字，历历在目。尤其是《摩罗诗力说》这篇，不是简直是生凑，而是就是生凑。至于文章中的几个诗人，先前怎样让他激昂，怕也不可全信。要保留下来，总得寻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紧接上文，鲁迅又说：“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这话怕也说得太过了，比如“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怕就不确。我不知道，鲁迅说的这几个诗人中，包括不包括但丁、果戈理（他译鄂戈里）、拜伦（他译裴伦）、雪莱（他译修黎）、济慈（他译契支）、荷马（他译鄂谟）、彭思（他译朋思）、普希金（他译普式庚）？若包括，我不相信从五四运动到鲁迅写此序言的一九二六年，这六七年间竟没有人提起过这些诗人中的一个。
既然说这“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只要有人提起其中的一个，便可知其立论的不实。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八日《晨报副刊》上载有仲密的文章《诗人席烈的百年忌》。仲密者，周作人也。席烈，英文名Percy Byysshe Shelley，即雪莱，也即鲁迅译作修黎者也。《摩罗诗力说》中对雪莱的介绍，较之其他诗人为多，整整一节（第六节），不足两千字。而周作人此文，约三千字，不仅介绍了雪莱的生平和思想，还译了雪莱五六节诗（有的是诗剧）。关于雪莱，周作人不光写了这篇介绍文章，早在五月三十一日的《晨报副刊》上，还登载过他译的雪莱诗《与英国人》。
雪莱、济慈这几个诗人，徐志摩、吴宓也多次提到过。上世纪二十年代前期，那么多英美留学生回国了，只要一写谈英诗的文章，怎么会不提雪莱、济慈、彭思这些大诗人呢。真不知道鲁迅写序言那会儿是怎么想的。不敢说心态不正常，至少也是虑事不周吧。
再就是，这篇《摩罗诗力说》，无论是篇幅还是写法，都像是一篇“杂凑”的文章。一下子论述了七八位欧洲的著名诗人，说是对他们都作了一番研究才写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鲁迅在日本求学期间，受尼采思想的影响还是明显的。
仅此三个方面的思想资源，就决定了鲁迅后来的作品，不管是涉及时政的杂文中，还是与对手的论战中，都提不出什么系统的明确的社会理念。“个人主义”、“超人”云云，只可藏在心里，是说不出口的。那么他就只能是从少年时看过的书上，古代的人与事上，亲历的世事中，寻找实例的证明。所谓的理论，不过是旧文人常说的民生多艰、家国一理、修齐治平那一套空话、大话。最明显的是，对人的评价，总也出不了君子小人之别，顶多变个法儿，把本来要斥之为小人的，反讽为“正人君子”罢了。
从鲁迅那些著名的话语中，也可看出他的思想资源之单调与贫乏。说来说去，全是旧文人的那一套。所不同者，不过是他的话说得绝对些罢了。你说封建时代有人吃人的事儿，他就说一部中国历史都写着“吃人”二字。你说“人心险恶”，他就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有的意思，别人早就说过了，到了他那儿，不过变了个说法。比如吴稚辉一九二四年在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所写的文章中就说过：“古书是无价值的糟粕，应该把它们从学生手上扔到茅坑里去！”（《科学周报编辑话》）鲁迅一九二五年在《青年必读书》中就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
鲁迅的思想资源(3)
?
总之，在鲁迅的著作中，你看不到执著的人生理念，也看不到系统的社会理念。这一缺憾，使鲁迅在与英美留学归来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争论中，常常显得穷于应付，他的长处在冷嘲热讽，泼辣恣肆上。这一招，对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来说，只能是无言也无招以对了。
对自己的这一手，鲁迅既很得意，又不能不感到困惑与怯懦。终其一生，鲁迅很少写对社会建言的文章，也很少写分析社会事件的文章，其原因怕就在这里。
一九二七年到上海，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委托，统率起中国文化革命的新军之后，鲁迅主动学习了马列主义的社会学理论与文艺学理论，情况才有所改变。这一来，让鲁迅很是振奋，觉得自己虽然得道晚了些，得的是道主真传，比那些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之类的人云亦云的东西要强多了。多少年无法与英美留学生抗衡，这回可得到了法力无边的武器，看你们往哪儿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晚年服膺马克思主义，服膺阶级斗争学说，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
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1)
?
严格地说，鲁迅是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只能说，他的运气还不坏，正当沉寂之际，赶上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他的巨大的创作才能，写作了一批优秀的短篇小说，成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一位杰出的作家。
把鲁迅和黄侃作一比较，或许能得到一点启发。两人均为早期的留日学生，又都出自太炎门下，从年龄上说，黄侃还要比鲁迅小几岁。鲁一八八一年生，黄一八八六年生，小鲁五岁。黄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前面已经说了，鲁又能高明多少呢？
或许有人会说，各人的情况不一样，思想基础不一样，这样的比较未免太简单了吧。
那就看鲁迅的表现吧。
胡适和鲁迅起初的相处，是很融洽的。互相通信，借阅书籍，彼此可说是很欣赏的。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胡适去周家和周作人漫谈，鲁迅饭后回寓见了，三人一起畅谈甚久。这天胡适回到家里，在日记中记下这样的话：“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和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大概这天的畅谈中，鲁迅知道胡适正在研究《西游记》，他是治中国小说史的，对这方面的资料知之甚详，隔了三天，便将自己知道的有关资料，抄了五页纸寄给胡适。同信中还说，你若有同文局印制的关于《品花宝鉴》考证的书，“便中希见借一观”。胡适肯定满足了对方的要求，同时将自己的《五十年来中国文学》一书的稿本送给鲁迅请指正。二十一日鲁迅回信说：“大稿已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
胡适对鲁迅的著作，也是赞赏的。在《白话文学史》的自序中说：
在小说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谨，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的精力。
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一九二三年底。到了一九二四年初，鲁迅就开始攻击胡适了。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下午，鲁迅到师大附中校友会演讲，题为《未有天才之前》，演讲中就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此后两人之间再没有通信、借书这样的事情了。
两人是怎样闹翻的，鲁迅没有明确的说过。后人大都把这当作是两人思想的不同，鲁迅的思想先进，胡适的思想落后，道不同不相与谋。怕不会这么简单。鲁迅没有明说他们之间的隔阂，或许有某种顾忌，是可以理解的。对陈西滢、徐志摩二人，鲁迅就没有这样的顾忌了，有什么说什么，直率得很。且看他是怎样说的。
一九二四年六月，泰戈尔在北京时，接待方曾为他举办过一台祝寿的晚会，演出泰氏的英文剧《齐德拉》，鲁迅也去看了，在台下曾见过陈西滢，两人握手问好。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鲁迅在《“公理”的把戏》一文中，提及此事时说：“撷英馆里和后援会中所啸聚的一彪人马，也不过是各处流来的杂人……与陈源虽尝在泰戈尔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视为异类。”既是“早已”，那就不是文中说及的女师大风潮了，而是很早就把陈西滢当作异类了。
这是为什么呢，对陈西滢也不好说什么，对徐志摩可就不客气，直言不讳了。在《集外集》自序中他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待到称为诗人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无论如何，徐志摩该是个优秀诗人吧，这样的诗人出现了，本该喜欢才是，怎么反而更不喜欢了。只能说鲁迅不光不喜欢徐志摩的诗，更不喜欢徐志摩这个人。他写《我的失恋》，讽刺的不是徐的诗，确乎是徐这个人。这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的。
鲁迅为什么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人呢？
是徐志摩的性格、作派，还有他那种虽说痛苦，却十分美好的婚恋生活，都让鲁迅看着心里不舒服。徐志摩刚回国的时候，他对徐志摩还是不错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刚出版，还送给徐志摩一本。这些都是我们的解释，实际上，人不喜欢人，是很难解释清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见了就反感。对徐志摩如此，对胡适、陈西滢，能有好感吗？后来果然一个一个都闹翻了。
至于以鲁迅为首的太炎门生们，怎样最后和以胡适为首的留学欧美的自由知识分子最后绝裂，自立营垒，视同敌国，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详细叙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那么，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是个什么地位呢？
也很了不起，是一员大将，是一员健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胡适说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后，胡适曾给以热烈的赞扬，高度的评价，说他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一九二二年胡适写了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有一部分，回顾了五四运动前后的小说创作，说这一年多来，小说创作成绩最好的是鲁迅，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说数量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到了晚年，胡适还是这个看法。一九五八年，胡适已六十七岁了，这年五月，胡适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仍然肯定鲁迅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
?
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2)
?
大将、健将，跟主将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将，不说健将了，就说大将吧，大将是听命于主将的。主将是统帅，或者说是统帅之一，大将是带兵作战的，或者说是某一方面的首领。主将是号召者，大将是实施者。胡适是白话文、是新文学的倡导者，鲁迅是白话文、是新文学的实施者。这一点，在新文学运动初期，鲁迅是心甘情愿的，也是引以为荣的。一九二二年底，鲁迅为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作序时，说了他怎样加入新文学的战阵。他说，在写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前几年，他是消沉的，绝望的，每天下了班，就是躲在绍兴会馆自己房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是他的朋友，已参与了《新青年》编辑的钱玄同来访，用话激他，才答应写东西，支持《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还是这篇自序中，鲁迅说了这样一句话：
……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他本人已是一员大将了，“须听将令”，当然是听主将的令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就直称提倡白话文，发起新文学运动者为“主将”了。
就是“转变”之后，时时跟胡适这些人过不去，鲁迅仍不改变这个看法。一九三二年编《自选集》时，在《自序》里说：“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这一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又说，那时他所以写作，并非全是出于自己的热情，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的同感，这些战士，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于是他受到了感染，“也来喊几声助助威吧”。为了和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便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的亮色。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那时他遵奉的，“是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和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写作，和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虽是在新文化运动已经起来之后才参加进来的，因为他的写作的才气，他的旧文学的功底，很快就成为新文学写作的一个大将，一个健将，建树了卓著的功业。从一个教育部的默默无闻的佥事，一跃而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对鲁迅与胡适在这方面的关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周质平先生，有一个很中肯的评价。他说：
胡适是创造白话文运动的英雄，而鲁迅是白话文运动创造出的一个英雄。如果没有胡适提倡白话文在先，鲁迅依旧写他的文言，那么，鲁迅是否能成为日后的“青年导师”、“文化伟人”就很值得怀疑了。在提倡白话文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说胡适是比鲁迅更具“先见之明”。胡适对鲁迅也多少起了一点领导作用……（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第23页）
根据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一员大将，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新军的主将。
鲁迅后来是“转变”了，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这个转变是怎样完成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般的说法是他到了上海之后，跟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接触之后，在党的指令下，创造社、太阳社停止了对他的攻击，过了不久就出任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了。
其实，如果说在鲁迅的一生中，对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人物，态度或者说是立场有所转变的话，不是去了上海之后，而是去上海之前多少年，已经完成这个转变了。
严格地说，也不叫什么转变，只能说是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也就是跟新文化运动阵营闹翻了。可以这样说，跟胡适、陈独秀他们一起办《新青年》时，是那个鲁迅，闹翻了还是那个鲁迅。后来到了上海，跟共产党走到一起，成了共产党在文化战线的主将，也还是那个鲁迅。只是时势不同，气味相投的人也就不同，合作的人也就不同。
有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鲁迅。怎么可能呢。鲁迅是个很有个性的人，那么大岁数了，谁也利用不了。是他自己愿意那么做，是他需要那么做。
前面说到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时，我加了“前期”这个词儿。这是非常重要的。
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大将，意思是说，到了后期，他已经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了。他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闹翻了，也就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如果此后他只是当他的官，当他的教授，井水不犯河水，道不同不相与谋，各自相安无事，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人各有志，不能说当官不是为社会服务，纯粹搞学问不是为国家作贡献。
?
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3)
?
这一点，中国的鲁迅研究者们，几乎都没有发觉，美国学者J.B.格里德几乎是轻易地就看出来了。在《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他说：
从一开始，鲁迅在气质上就是个局外人，最终他成了一个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第318页）
?
孙伏园敲响了开场锣鼓
?
孙伏园不愧是个办报的高手。
在晨报社办《晨报副刊》，办得生龙活虎。到了京报社，等于是投奔了敌对阵营，更要尽心竭力，要不京报老板会认为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挣京报的薪水不给京报办事。这是从消极的方面说。
从积极的方面说，离开晨报是出于无奈，也可说是一种屈辱，京报老板邵飘萍接收了他，等于是给了他一份荣耀。你晨报不用我吗，别的报纸还请我来呢。既然来了，就要露一手。作为一个办报的老手，虽说年龄不大，经验还是足够的。他知道，要办好《京报副刊》，必须一炮打响，而要一炮打响，就必须一创刊就引起轰动，至少也要一下子就引起人们的关注。最重要的是争取读者。当年的读者，全是读书人，读书人聚集的地方，当然是学校了。学校里有教师，也有学生。学生的人数肯定比教师多，那就得在学生身上打主意了。
学生最关心的是读书。
也不能忘了那些教授，还有社会其他界别的学者。
于是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出版的《京报副刊》上，便有了这样的广告：
一九二五年新年 本刊之二大征求
Δ青年爱读书十部 Δ青年必读书十部
说明：
㈠青年爱读书十部是希望全国青年各将平时爱读的书，无论是那一种性质的或那一个方面只要是书便得，写出十部来填写入本报第七版所附卷内，剪寄北京琉璃厂小沙士园京报社副刊部收。如果举不到十部，则十部以内亦可，但希望不要出十部以外。一月二十五日截止，二月一日起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㈡青年必读书十部是由本刊备卷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本刊记者耳目容有未周，热心学术诸君如有开列书单赐下者更所欢迎。二月五日截止，二月十起逐日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为了更广泛地宣传这次征答，也是为了让世人更准确的理解这次征答，孙伏园还有意与他人通信，在报上刊布，比如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的《京报副刊》上，就刊出了汪震与他的通信。
汪震，后来成了一位修辞学家，当时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信中说，他对于这一次征求不明了的地方就是“青年”。你们所谓的青年是指的哪一个时期的青年呢？普通青年的划分，大约自十三岁到三十岁以前为止，这个时期都是青年。但是在中国有一点不同，他在青年会里看见的青年，有许多是嘴上长了黑漆漆的胡须，额角上露出斑白的鬓发，他们的年龄大约快到六十了。现在把这些六十岁的青年缩短成五十三岁，这青年的期间是自十三岁到五十三岁——四十年。人生六十年，青年的时期岂非占了三分之二！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经验，在这一个时期必须读的十本书，在另一个时期果然也是必须读的吗？须知，“一个人的酱油是另一个人毒药！”青年的期限弄不清，他本来是想写出自己的答案的，也不敢了。以上疑问，请你在副刊上答复吧。
孙伏园回信说：
我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