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都觉得格林1945年写的《爱着》（Loving）是他最出色的一部作品。此书描写感官逸乐，伤风败俗，荒诞不经，讲述战时一群英国仆人在爱尔兰的一幢大宅子里纵情狂欢，他们酗酒、淫乱、高谈阔论、一味自得其乐。奇怪的是，经历了五年战争之后，此书却是格林最不悲观的一部作品，它充满了欢乐、喜悦与美好，不难理解此书何以会大受欢迎。这一现象或其他的疑问，还得要用格林“最好”的书都晦涩难懂来做解释，因为格林的每本书都是那么独特，那么与众不同。尽管大家公认《爱着》是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也很难把他后来的作品看成是在走下坡路。
　　不断有人企图把格林归入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里，但这种计划注定会落空：他真正感兴趣的与其说是某种等级顺序，不如说是总体意义上的人类。综观他整个的写作生涯，显然可以发现，他把人类这种动物完全归到同一个种类里，无论是在工厂地板上看见的，在配膳室里待着的，还是在里兹大饭店里吃饭的，都不能免俗。
　　不管讲话的对象是谁，格林小说里的对话都是无与伦比的。他难得公布他的艺术见解，有一次他宣称一个作者的职责是“认识尽可能多的平常人，倾听最平常的谈话”。他把普通人摆到了一个神圣崇高的位置。他那双灵敏的耳朵把所有无关宏旨的琐屑小事、不合逻辑的推论，以及一般人谈话中不动脑筋的重复一丝不漏都记录了下来。在格林死后出版的作品集《活下去》（Surviving）（1992）里有一个短篇，描写“战时救援消防局”的几个人在一家小酒馆里东拉西扯地谈天。
　　哎呀，到今天为止差不多都过去一个礼拜了，你在这家酒吧里找到的这份工对你到底值不值呢？”第四个男的接着说。
　　酒吧男招待没接他的话，却开口说：“今儿早上我碰到山姆·瑞斯了。”
　　“噢，乔，我想我还是再花个一便士。大瓶里的酒已经喝光了。”
　　马上就得。是啊，他看上去怪里怪气的，那个老黑人山姆。”
　　“哪个山姆？”
　　“山姆·瑞斯。哎哟，你保准记得他，泰德。”
　　“你是说那个沃利·瑞斯吧。”
　　这类谈话每次可以持续两到三页，可丝毫不让人觉得乏味单调，反而是越来越充满诗意。还可以举个例子，在他1952年写的《溺爱》（Doting）里。
　　“可你知不知道，有三个人死在了我的病房里，当我在那儿的时候？”
　　“别这样讲，亲爱的。”他母亲说。
　　“我真觉得你本可以把我放到单人病房的。”
　　“到哪里去弄这么多钱呢？”他父亲说。
　　“你又来了，阿瑟。”米德尔顿太太抱怨道，“我们只有彼得一个孩子呀！”接着，她恶声恶气地加了一句，“够了！”
　　“一周三畿尼吗？”她丈夫反问。
　　“三天三畿尼。”她回答。“可那时候你花在杜松子酒上的钱又是多少呢？”
　　“噢你得了吧，黛安娜宝贝儿，你不也爱喝个一两口嘛。”
　　“我必须喝的。”她加重语气说。
　　“是呀，至少死了三个人。”彼得突然插嘴说。
　　忠实地记录下听到的谈话产生出惊人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企图称格林为自然主义者。不过，这一术语不能尽如人意，因为格林的创作也会显得特别佶屈聱牙：在长达三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他从没停止做新的尝试。《生活着》（Living,1929）是关于劳动者的小说，以一种激烈紧张、省略了所有定冠词的精练文笔，勾勒出工人那严酷刻板的生活；最终取得的文风达到了矫揉不自然的地步。不过，《生活着》依然包含着一些美得异乎寻常的段落。在他后来的几部技巧更加娴熟的小说里，例如《爱着》和《着火》，行文可能更精美细腻，却和任何其他作家没一点相似的地方。下面举一个《爱着》的片段为例，是写管家劳恩斯和他爱慕的女仆的：
　　“噢，艾迪，”他气吁吁地说着走上前来。外面风雨交加，屋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把她搂在怀里，他俩的身体合而为一。他们留下了一个剪影，顶部是他的脑袋，它搁在她轮廓清晰、线条优美的头颈上方，俯视着她那一头茂密的头发，又把头发搞得乱成一团，而她的嘴唇隔着这些发丝热烈而急切地吮吸着他。
　　“艾迪，”他嘟囔着挣开身体，只为可以再一次把脸埋到她的脸上。不过，他把她压成了弓形。“艾迪，”他又喊了一声。”